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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双周研讨会第五场综述魏众主讲中国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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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9日经济研究所大会议室年10月29日下午,十月下旬的经济所双周研讨会-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与对外交流-在所大会议室举行。《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高超群研究员担任主持,《经济学动态》副主编胡家勇研究员担任点评嘉宾,《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担任主讲。经济所徐建生研究员、袁为鹏研究员,苏金花研究员等30余位所内外科研学者,媒体、经济所在读研究生一同参会。主讲人魏众主讲人魏众在主题研讨“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与对外交流”的发言中表示,他在研究中国改革史和思想史时发现,国内和国外的相关研究视角完全不同,国内的改革历史大多强调领袖人物个人的作用,国外研究中,虽然也提及很多领袖的作用,对中国改革与实践的评论总体也是正面的,但也会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的情况提出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比较典型如环境问题,国外的研究者在年左右就开始讲中国环境方面的问题。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经验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上述因研究视角不同而产生的问题,魏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魏众表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之初就已经发现该模式在中国执行会产生一些问题,于是中国的经济学界曾经考虑走一条更适合国情的道路,此后*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请经济所的孙冶方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市场机制进行讨论。年开始了按劳分配的讨论,中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由此开始。之后,魏众通过中国派出经贸代表团前往西欧、日本、东欧、港澳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以及考察归来后我国的具体实践,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了中国经济思想解放的详细过程。在介绍解放思想的历史过程中,魏众举出有三个典型人物:大来佐武郎,恩格斯和古托夫斯基。魏众介绍说,大来佐武郎在年所提出的两个建议: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建立一个对市场敏感的体制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与谷牧所接受,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为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是对我国*府官员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作用。来自联邦德国的恩格斯给中国的官员们主讲的是南斯拉夫和德国西德企业制度,并且特别推荐了奥塔锡克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魏众特别指出,经他考证,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侄孙关系。另一位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在财税金融领域向我国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尤其以介绍战后恢复时期,如何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物资短缺的经验,获得的认同最多,魏众认为,我国最早邀请的欧美专家,都具有3个共同的特点:1.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大来佐武郎直接参与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策研究,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他也是重要参与者,日本战后首个经济建设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古托夫斯基是时任德国(西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相关的研究。2.在*策咨询方面有丰富的经验。3.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分别对日德战争后经济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随后魏众介绍说,在思想启蒙后,我国又陆续邀请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著名经济转型专家来中国访问,讲课。其中有来自南斯拉夫的经济学马克西莫维奇,苏东理论转型专家和实践专家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等人。他们的到来让中国了解到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中央决策层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魏众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央的高层决策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照搬他国经验,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加入中国自己的经验,一切从国情出发,确保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通过思想启蒙与交流,不仅在经济决策层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式。魏众介绍说,《世界经济》编辑部年1月邀请的国内专家进行座谈,在座谈上提出,西方经济学在某些局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非常精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了客观实际状况,并指出15个值得借鉴的具体理论。随后我国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定期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共讲了60次,内容涵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学,苏东的经济改革思想等。后来讲座内容汇编成《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正式出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还组织翻译出版了17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涵盖了当时经济学各个学科的经典的论文。除了研究会,国外专家学者也为中国学者办过几个西方经济理论的研习班,著名的颐和园讲习班就是其中之一。魏众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国内学者分析的问题,开始有一些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影子,通过年莫干山会议,拥有西方经济学思维的青年学者开始走上前台,为国家*策服务。此外,魏众还发现,在那个时期,世界银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式在中国的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由于世界银行的介入,促成了年的莫干山会议,会议讨论主题围绕苏东转型和经济改革,在会上苏东代表团团长布鲁斯主张中国的改革应该采用类似休克疗法的做法,可以实现快速完成,成本较低,但中方以薛暮桥、廖季立为首的代表们不认可布鲁斯的观点,他们指出中国当时面临着双重转型,不仅仅有类似苏东转型的情况,还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大问题,应该走一个渐进式转型路。后来双方达成一致,同意中国提出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魏众表示,从他看到资料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讨论当中确立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此后的巴山轮会议上,参会外方专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向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策工具。魏众认为,在西方经济学引入过程当中,中外学者各自分工,中国学者是介绍流派,办讲习班介绍工具。世界银行通过报告,让中国看到如何使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问题,巴山轮会议主要是引入了宏观分析工具,从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策制定中开始发挥作用。之后,魏众结论说: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思想解放才有中外交流,也才会有之后的中国经济发生转型。同时,思想解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影响很大,它促使当时中国学界突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以拿来主义的开放心态广泛吸取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萌芽,并使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的发展。中央决策层通过思想解放,开始广招贤才,博采众长,频繁与学界深入互动,以“取其精华”的态度对待各种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审时度势,择善从之,逐步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路径和体制改革目标。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通过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通过决策层和中外学界的良性互动,中国找到了最初的那几块石头。随后点评嘉宾胡家勇研究员发表了点评观点。胡家勇通过讲述自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肯定了魏众研究的价值,并认为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对自己的启发很大,例如古托夫斯基关于物资比较短缺怎么样解决的问题。在之后的提问环节,魏众就劳动分配,陈云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做的事情,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没有在我国应用的南斯拉夫经验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回答。(蒋维慎供稿)(编稿:张佶烨、孙小雨;审校:王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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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本文接上一篇:世界观革命的历程(五)——什么是存在巨链?

上一章提到的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

他的一生都在坚定地反对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认为物种间的区别是绝对的。但是他自己在比较解剖学、系统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大量物种间演化的证据,为后来坚信进化论的人们捍卫进化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弹药。

人与猿类的骨骼比较

来自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年的文集

例如,上面这副图就是居维叶的研究成果,在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看来,这毫无疑问提供了从猿到人进化的有力证据;但是在居维叶看来,这是上帝创造的“存在巨链”的严密与完美性的最佳证明。

这能说明居维叶愚蠢吗?

恰恰相反,居维叶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才能做出许多建树,并提出灾变论。

这恰恰说明了世界观对于人的思维的影响是多么深刻。世界观就是人的思维操作系统,人们只能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对世界进行解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眼见为实”,你的思维方式不是“因为看到,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决定你能看到什么”。

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此后,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观所打造的囚笼之中,难以再越雷池一步。

罗胖去年的跨年演讲中引用英国科幻作家格拉斯·亚当斯的“科技三定律”,生动诠释了世界观对于人们观念的深刻影响: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卓越的科学进步,都是在科学家本人三十岁之前完成的,孔子云三十而立,说的是人到三十岁左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而在三十岁前世界观还没有定型,还存在突破的可能。

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这些人莫不是如此。居维叶则从相反的方向支持了这个论断。尽管他在三十岁之后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但是只能用之前所形成的世界观来解释他的发现,导致了他面对大量可能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却完全无视。

当然,世事无绝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在六十岁之后实现了世界观的转换,居维叶的论敌,进化论的先驱拉马克,也是在知天命之后才开始显露出他的“异端思想”。他的代表作《动物哲学》发表之时,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了。

拉马克

拉马克年轻的时候曾是*治哲学家卢梭的学生,后者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但人们鲜为人知的是,卢梭在植物学方面有很深的兴趣和研究,卢梭经常带年轻时代的拉马克到自己的研究室里去参观,并向他介绍许多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使拉马克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拉马克从此掉进了科研这个大坑里,没有追随他的导师去闹革命,也就保住了脑袋(法国大革命:断头台前人人平等)。

从此,拉马克花了整整26年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植物学,在任皇家植物园标本保护人的职位期间,于年(卢梭在这一年去世)写出了名著《法国全境植物志》。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布丰对此书很是重视,举荐拉马克为巴黎科学院院士和皇家植物学家。

法国大革命后,拉马克提议将皇家植物园改成“国立自然博物馆”。这一提议得到国民议会批准,若干讲座教授职位也得以增设。但奇怪的是,在植物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拉马克,并未得到他本应获得的植物学教授,只能补缺无人问津的无脊椎动物学教授。

一门心思搞学术的,比不上钻营*治的,这可能也是国际惯例吧……

一般人经历这样坎坷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倍受打击,心灰意冷。但是这次尴尬的转行,反而成为拉马克进行跨学科思考的契机。他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置若罔闻,潜心研究无脊椎动物学,于年完成《无脊椎动物的系统》一书,此书中他把无脊椎动物分为10个纲,由此成为无脊椎动物学的创始人。

拉马克数十年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资料,促使他越来越质疑学界广为流行的“本质论”和存在之链。

上一篇说过,本质论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本质是恒定不变的,不依赖实体而存在。这种思想对欧洲的影响是如此地深入,有人曾说过“对欧洲哲学传统最保险的一般描述是,它存在于对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中。”

在牛顿那个时代,科学还被称作“自然哲学”,可以想见,这帮科学家基本各个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

伽利略将本质归结为数学。这看上去很显而易见,数学的那些定理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伽利略曾说过:“宇宙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他的文字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就根本无法理解这本大书中的任何一个单词,没有这些人们就只能在漆黑的迷宫中徘徊。”

本质论思想认为,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不变的本质,这使得人们认识世界成为可能,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物理学革命,而牛顿等人在物理学做出的贡献,无疑是进一步支持了本质论思想的盛行。

在那个时代,物理学看上去就像一个“本质论”的大本营,绝大部分物理规律都是超越时空而存在(只有热力学第二定律除外),微观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还是夸克,都是全同粒子(也就是说,你完全无法分辨任何两个电子有什么不同)。

牛顿的不朽名著的名称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很显然他也赞同伽利略的话。

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总结为:“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只有在包含有数学的那些领域才能找到真正的科学”。

事实上直到今天,以数学为基础的本质论仍然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科学界尤为如此。根据距离数学的远近,人们的观念中产生了一条根深蒂固的“学科鄙视链”。

数学家雅克布·布洛诺夫斯基在年的时候说到:“时至今日,我们对任何科学的信赖程度和它运用数学的程度成正比……我们认为物理学真正是一门科学,而化学则多少沾染有烹调手册的怪味(和污名)。当我们进一步转向生物学,随后是经济学,最后到社会科学,我们就很快地滑落到偏离科学的泥坑中去”。

这种“数学物理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二十世纪物理学两大重要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是首先建立了数学模型,然后才用实验加以证实。更使得人们对于宇宙的数学本质深信不疑。

许多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面对“数学物理帝国主义”时,心理多多少少有些自卑,为了证明自己的学科不是一门“劣等科学”,大量地在学科中使用数学模型,仿佛只要跟数学扯上关系,立马就摆脱了低微的地位,变得高大上了。这种不合时宜地滥用数学模型的倾向,在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很显然,无论是拉马克还是达尔文,他们的进化论思想与数学扯不上任何关系。特别是在进化论诞生的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对于数学的盲目崇拜达到了顶峰。

因此,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就出来了。

阻碍人们接受进化论的最大阻力,其实并不是教科书里所说的宗教神学,而是自然科学的长子——物理学,以及它的好基友数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疑惑,十六世纪已经发生科学革命,为何到进化论诞生的十九世纪,宗教势力仍然昌盛?

在此特别声明,作者并不是抨击数学本质论,事实上,作者本人认为,宇宙最本质的规律就是数学。但是,数学对世界进行阐释,发挥真正威力依赖于算力,也就是数据处理能力。

在计算机技术乃至量子计算机成熟之前,人们掌握的算力都是严重不足,为了得出结果,不得不进行各种简化。

问题就出在不恰当的简化上。

这种不恰当的简化,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笛卡尔也是法国人,与伽利略是同一时代。他提出“普遍怀疑”原则。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作用。笛卡尔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他在古希腊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本质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

笛卡尔的这种思考方式,除了将本质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还奠定了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地位(二元论的源头也是柏拉图)。

以本质论的思想研究生物学,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十八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他的《自然史》中提到:

自然界中每一个种都有一个普遍的原型(Prototyp),一切个体都是按照这原型塑造的。然而个体在其现实过程中依据环境而改变或改进过。对于某些特征而言在个体的世系中会不规则地出现,然而将种作为总体来说,它同时又具有明显的恒定不变性。第一个动物,例如第一匹马,就同时是外部模型和内部模型,由之产生了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

布丰

比布丰稍晚一点的林奈则说道:

“在世界之初每一种生物只有一对性配偶被创造出来……这里所说的一对性配偶是指个体有性别差异的每个物种中的一雌一雄。但是有某些动物是天然雌雄同体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每一种只形成一个个体”。

根据本质论的思想,由于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本质”,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物种具有以下四条基本特征:

(1)物种由具有共同本质的个体组成;

(2)每一物种按明显的不连续性和其它物种分形;

(3)每一物种自始至终是应定不变的;

(4)任何物种对可能的变异都有严格限制。

做个类比,在本质论者看来,世界仿佛有个神通广大的工匠,给每个物种设计了一个标准的设计原型,现实的生物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图"生产"出来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做是相对标准设计图的畸变。

制造业中的质量控制(QC),就是依照本质论的思想,严格控制每个零件的畸变(术语叫做“公差”),使其尽量接近标准的设计原型。管理学中常用的PDCA循环,就是来自质量控制理论。

本质论主导生物学研究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为什么我还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些历史陈迹呢?因为本质论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严重阻碍了进化论的诞生,如今仍然无所不在,如今的主流经济学仍然采用本质论思想,对当今世界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存在与本质完美符合的理想原型,个体的特异性是内在本质不完美的表现,真正的变化只有通过新本质的跳跃式出现才有可能。

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才产生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基石——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

基于本质论,可以很容易得到如下结论:

理论上存在完美正确的个体样板;

表现是本质的外在体现,如果要改变表现,首先要改变本质。

基于上述结论,他们将英美代议制民主和经济制度作为最完美的制度(英美实际实行的制度其实也与“理想情况”有所偏差,他们将英美表现的不尽如人意归结为这些偏差的存在),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才是内在本质的完美要求。他们认为其他国家之所以表现不好,是因为距离完美制度有所偏离。要想经济发展得好,就要首先改变制度,最好一步到位。

这种思想完全否认绝对的计划经济和英美式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其他可能性,甚至把日本和德国的体制看做一种偏离或畸变。这种思想在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信徒,也就是自愿的“带路*”。这就是各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底层根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地区出现祸害深重的“休克疗法”,归根及底,也是源于本质论思想。

被本质论支配的生物学,如何进行分类呢?

按照如今的看法,生物学的分类其实很像大数据中的“聚类算法”。也就是将各种生物个体的基本特征提取出来,按照相近程度进行聚类,最终会形成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分类的位置表示了不同物种在进化史上的亲疏远近。

这种分类是从具体的个体出发,自下而上地归纳,进而得到整个分类体系。

然而,被本质论支配的学者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是按照逻辑学对物种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

这种分类方法,据说来自柏拉图的高徒亚里士多德。

(未完待续)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

引论:令人困惑的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一)——*品、宗教与世界观的起源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二)——牛顿阴影笼罩的世界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三)——永动机与宇宙的本质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四)——玻尔兹曼大脑与天人合一

世界观革命的历程(五)——什么是存在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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