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方式来推动，并不是在任何现成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经济学界，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是，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有六种答案，每种答案都很有道理，谁都无法说服其他经济学家。但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以及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说，就计划经济怎样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这一次经济学界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落实到位。并有理论证明像中国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用渐进的、双轨的方式进行转型则是最糟糕的方式，造成的结果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
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绩确实出乎学术界、理论界的预期。就此，有三个相关问题有待学界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式，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未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学者也许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不就是市场化改革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不仅如此，其它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进行跟中国本质上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他们采用了“休克疗法”，比我国渐进双轨的转型进行得更为彻底，市场化的程度比我国高。然而，在转型时，他们的经济却发生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像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为何更彻底的市场化并未给他们带来像我国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绩效好的真正原因何在？
1、为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快速的发展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近代的现象。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以前，西方那些发达国家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只有0.05%，要年，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收入增长跃升了20倍，从0.05%变成1%，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时间从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速度又翻了一番，平均每年2%。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在18世纪之前，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是平的。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跟当时最落后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非常少，顶多四、五倍。但是18世纪以后，由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然间加速，其他地方、地区没加速，差距才拉开。什么原因导致西方国家在18世纪以后，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突然间提高了20倍，我想各位都知道，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经济发展指的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能掌握的物质越来越多，生活的质量得以越来越好。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怎么样才能够让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呢？必须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的涌现，让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得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配制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一直领先于世界，要技术创新，自己必须发明新技术，要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发明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成功了，名利双收，但是绝大多数是失败的，血本无归。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现在，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长是2%，也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大约是3%。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同样是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是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表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产业的附加值跟发达国家有差距。经济上所讲的创新指的是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由于跟发达国家比，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把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进入到附加值比现有产业高、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
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可能性经济学上称之为“后来者优势”，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引进、消化、吸收来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比自己发明小多了，所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的更快。
上述的论断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能快多少呢？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经济以每年7%或者是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发达国家平均是3%，以7%或者是更高的速度增长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三倍。
我国是在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发展的那么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2、为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缓慢
如果“后来者优势”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优势从工业革命以后，对我国而言就一直都存在，为何在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缓慢，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这主要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国的目的是什么？是民富国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指标。所谓民富就是希望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力水平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产业则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
国强则跟国防实力有关。国防实力决定于大炮、飞机、轮船、战舰、卫星、原子弹。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都是发达国家先进产业所生产出来的。
所以在年社会主义建国以后，为了快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时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试图快速建立起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现代化产业。
那些大产业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技术上有专利保护，又跟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我国想支付专利费也买不来，只能自己发明。这样也就放弃了前面所讲的“后来者优势”的好处。并且，那些产业资本非常密集，而我国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资本非常短缺。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生产成本是资金的成本，我国资本短缺，资金的价格非常高，生产成本就会比发达国家高，这种产业我国没有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其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为了保证这些重工业的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靠*府对各种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来降低重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由*府直接按计划配置资源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和生产能够得到所需资源，以及用国有制和对企业微观经营的直接干预以保证企业会按*府的计划生产。
靠计划体制让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快速建立起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在60年代就能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能上天。但是效率非常低，导致人均收入水平在年时，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改变发展思路，开始发展那些利用我国工资水平低，又能创造就业，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我们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所以生产成本低，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优势，所以，对外的出口才能以每年15%、16%的速度增长。并且，在增长的过程中，创造了利润，积累了资本，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3、为何其它转型中国家经济遭遇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国经济却取得稳定快速发展
“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而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是跟我们一样的。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许多非洲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了*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他们的思想认识跟我们一样，为了民富国强，也都去追求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形成了一系列本质上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的干预和扭曲。所以也都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并且，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它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它转型中国家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为什么同样的转型结果却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转型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认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是*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不像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干预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各种寻租腐败的现象，所以，发展的效率差。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刚才介绍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经济体制，向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府的各种干预同时取消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或是非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转型方式。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各种干预扭曲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原来那些重工业都会垮台，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是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私人老板向*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在国有时更高，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是苏东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
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曾经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实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那些原来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需要保护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而且不仅开放，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非常差，就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高新技术区等，在这些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为解决原来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那些产业中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我国资本短缺，在资本密集产业没有比较优势。经过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些产业就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的特性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到了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及相应的*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水到渠成。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原因。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国际经济学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却认为这种转型是最糟糕的方式；所以，我国的转型即使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只要增长速度稍一放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在国际媒体上此起彼伏。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是遵照当时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转型的，经济却遭遇到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经济转型中除了中国外，表现最好的越南、柬埔寨，以及中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也都是跟我国一样，采取渐进方式转型，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采用“休克疗法”给予私有化。
在转型问题上，按照主流理论主张的方式去做失败了，按照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方式去做成功了，在发展上也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在市场中难于自发发展起来。根据这个观察，当时主流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各种结构性的障碍，造成市场失灵，于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挥*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由*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这种理论被成为“结构主义”。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遵循这种理论来制定发展*策。当时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没有遵循这种理论，在50、60年代，他们发展的产业是传统的、规模小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这种发展方式从当时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它们却是赶上发达国家的仅有几个，而那些遵循正确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反思起来，我国是从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治独立开始了和我国相同的诉求。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做成功的，少数几个能够幸运地实现赶上发达国家愿望的经济体，他们的主要*策在推行时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仔细想来道理也不难明白，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理论是否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其理论中明的或暗含的条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不断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如果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呢？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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