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白癜风医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552376715502314&wfr=spider&for=pc两年后，当十三号室再次发出声响，舆论迅速紧绷。尽管官方否认了传言，但人心惊惶。人们对网戒中心的警惕，大多源自威权惩戒对个体生命、自由的打压和统治。
年，钱杨在《飞跃十三号室》里，描写了临沂网戒中心的运作法则和反叛者对一个威权系统的持续抵抗。“看上去那是一套‘了无新意的手段’，从‘中西药治疗’到‘*训拓展’，从‘主、被动晾晒’到‘感恩、孝道教育’等等，被命名为‘永信模式’，有知识人会识别出这是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孝道、心灵鸡汤和洗脑术的平庸杂糅，它不出色，也不比别的思维糨糊更糟糕。它也不吓人，不足以激起也不足以震住不息的反叛行为。”
但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十几年来，生生不息，前有临沂网戒中心，后有豫章书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看上去像个伪命题的“网瘾症”，竟衍生出了高达十亿元的治疗产业，无数家庭为之疯魔。
读罢钱杨的文章，我们也许能明白“魔*”的真正所在。
文
钱杨
采访
钱杨李婷婷
事实核查
刘洋
来源：ONE实验室
人们通常以为邪恶统治是国家层面的宏大事物，但是在临沂市网戒中心，医院的副院长，仅仅凭借十三号室的电击仪器以及一些了无新意的手段，比如洗脑、鸡汤、孝亲、告密、连坐、个人崇拜等等，医院的两层楼房里建立自己的严酷统治。反抗生生不息，网戒中心却屹立不倒。如果存在着一种极权的幽灵，那么它存在于网戒中心的模式里，更在掌握着“网瘾”少年监护权的父母们的观念里，甚至也在少年们自己的头脑中。
临沂网戒中心大楼。
十三号室
即便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反叛行为也生生不息。有人绝食抵抗。有人跳楼出逃。有人趁治疗耳朵开溜。有个女孩混进更衣室后扮家长出逃。有个浑身布满文身的男孩，拧断了厕所窗户的铁栏，顺着床单溜下3楼。为了反抗吃药，有人练就了舌头藏药的本事，还有的一抠喉咙立刻吐出。记录者也不乏其人。生于年的刘志诚，每被电击一次都在日记本隐蔽之处画上一笔，多天内集齐了二十七个半“正”字。9年前15岁的徐浩，用蓝牙耳机和电脑摄像头改造成简陋的偷拍设备，打算出去后曝光。一度，他跟其他五六十人私下结成“互不举报”组织，领头的是个爱跳popping的男孩，不过很快由于队伍庞杂，事发败露。
反叛行为中甚至包括了性、喝酒和聚众抽烟。在那样的环境中做成这样的事，不啻某种成就，但甚少例外，反叛者们会被发现并送进十三号室电击。电击是如此恐怖——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做类似表述——“你脑子里只有死这一件事”。于是在诸多飞越十三号室的方式中就真的包括了求死。有人喝洗衣粉自杀。有人咬舌自尽。有人策划割腕，却找不到利器。一个女孩用指甲钳，在夜里剪烂了手腕。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夜里撞击玻璃幕墙。一个下午，一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公开自杀注定无效，因为如果眼前有人自杀而你无动于衷，你也得进十三号室。这形成一个又一个循环，为了逃避电击而求死，但又因为求死而被电击。出院之后，如果不能保持“好孩子”状态，网戒中心也有一套办法抓你回去。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天罗地网。一对双胞胎兄弟，谢乾和谢坤，就在多年间先后返院13次。
那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是9年前的事，自杀未遂之后，全中心紧急集合。按照纪律，只要有人试图自杀或逃跑，所有人都得跟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一样，即刻站在原地，直到警戒解除。女孩头破血流，被简单包扎之后，拖进了十三号室，她破口大骂，直到被电到“没有声音”。她后来被纳入了“开门就进”的程序。只要十三号室开门，她就得搭顺风车似的被电几轮。不管你怎么评价“认清现实”——最好忘掉《飞越疯人院》之类的幻想，敬畏这里是另一方水土的事实，放弃反叛，只求自保——它都是你能在网戒中心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件事之后，那个曾经策划割腕的男孩陈一鸣，不再同情那些前赴后继又徒劳无功的逃跑者、自杀者，有的只是不耐烦，“我觉得他们蠢。”
陈一鸣到网戒中心的第一天就遭到电击，在十三号室，负责电击的“兰姐”把橡胶牙套塞到他嘴里时，他考虑的还只是“这玩意他妈的干净不干净”。第一下通电的时候他甚至没意识到那是电，瞬间身体绷直，四肢从床上弹起，长时间抽搐，双眼紧闭，黑色视界底子上泛起白色的涟漪。剧痛之中，他只能发出低沉、含混的呜呜声。“你有没有网瘾？”兰姐问。兰姐的一系列提问都得到了令她满意的回答，陈一鸣得以走出十三号室。看到父母站在远处，母亲甚至笑眯眯地，“心里特别绝望，”他回忆，“你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靠了，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已经不是你的父母了，而是一个帮凶。”他被要求向父母下跪道歉，他立刻就照做了。
由于强度和体质的差异，每个人对电击的描述不同。比陈一鸣晚来一个月的宋明远，形容被电击的感受像大锤高频地砸着脑袋，眼前是老式电视机的滋滋啦啦的雪花点，雪花横向流动。其他人的说法包括，“无数根针从脑袋里往外扎”、“手跟蛋卷一样扭动”、“像有人拿利器一直想把你的手插烂”等等。有的人还会失禁、流口水。相同的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剧痛。
网戒中心从不直接提及电击。医院副院长、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的替代说法是“导入治疗”，或语焉不详的“承担责任”、“去提升一下”等等。谈论它是被禁止的，下场是立刻被捉回十三号室。
网戒中心更愿意宣扬一套声称拥有个治疗环节的戒网方法，从“中西药治疗”到“*训拓展”，从“主、被动晾晒”到“感恩、孝道教育”等等，被命名为“永信模式”。有知识人会识别出这是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孝道、心灵鸡汤和洗脑术的平庸杂糅，它不出色，也不比别的思维糨糊更糟糕。它也不吓人，不足以激起也不足以震住不息的反叛行为。
网戒中心的威力来自多如牛毛的规矩，例如搞内务、*训、背《弟子规》、每日剖白的“网瘾日记”等等，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让反叛者们插翅难逃的检举和告密制度。在网戒中心，上报途径众多、便捷、通畅。被上报者会被“加圈”，即增加不良积分，触到自杀、逃跑等“高压线”会被“兑现”，即直接送进十三号室。“说方言”“懒散”或是仅仅出于“家长建议”也够分量“兑现”。上报及时有功，可以“减圈”。这套法则威吓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参与威吓，多数人都既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帮凶。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里成为了现实。“盟友”（网戒中心学员之间的称呼）争先恐后地上报他人。点评课上举手是最常规的上报渠道。也可以私下举报给班委、家长、医护人员，或直接报告杨永信。
杨永信的第一个身份是医院副院长、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第二个身份是网戒中心被下跪感恩最多的人，家长跪，孩子也跪，有的孩子抱着他的腿叫“杨爸爸”。第三个身份是“杨叔”，众人“信”的对象。每个家长入院前都要与没有合法身份的“家长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相信杨叔”。杨永信曾说，“家委会就是天，我们只是服务者。”事实上，“家委会”是杨永信的忠实追随者们的组织。年前后，一个女家长的《圣经》被没收，被告知在网戒中心只信“杨叔”。杨永信把“信他”和“孩子得救”直接关联，他常说，“配合杨叔的工作，不做任何对网戒中心、对杨叔不利的事情。那样你们才能得到一个崭新的孩子！”
55岁的杨永信满面慈爱，笑眯眯的神情中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柔和。“盟友”刘彬彬用被要求背诵的《弟子规》里的话形容他说，“怡无色，柔无声”。
点评课被杨永信认为是“打开网瘾患者心灵世界”的重要手段。一堂成功的课，按照他的说法，“在仇恨、敌视、排斥中开始，在泪水、拥抱、微笑中结束”。但对“盟友”们来说，课堂是互相举报的恐怖场所。父母举报孩子的动力大于一切。陈一鸣说，“你跟别人你可以进行一些谈判，一些交易，但是父母不存在。他送你来干吗了？老杨也告诉他，你要想改变他，那你就勇于揭发。”一些孩子的父母甚至大声央求，“加大电量电死他”。这句话在里面的氛围中约等于“我为你好”。
每一天，网戒中心大约按这样的日程运行：早晨心理点评大课，杨永信亲自授课，上报、被上报、点评以及“泪水、拥抱、微笑”；下午*训；晚上写日记、上晚点评课。每周四“周总结”，十三号室开门使用。（注：不同时期日程有变动）电击时每人都会被问到的重点问题是，“你觉得这是治疗还是惩罚？”只要不是第一次，“盟友”们都懂得回答：“治疗”。
网戒中心对于“病”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杨永信曾说，“那个小仪器啊，包治百病。”年，卫生部曾下令叫停电刺激疗法，网戒中心将DA-Ⅱ电休克治疗仪更换为低频脉冲治疗仪。杨永信常在课堂上说，他腰椎不舒服，也会用那个小仪器来针灸一下，安全可信、有益健康。但有人控诉杨永信把针插入他们指甲盖与指头的缝隙中，使用4台机器同时治疗，把旋钮拧到最大频率，还宣称机器数量“没有上限”。
除了被认为有网瘾的少年，网戒中心治疗过的还有同性恋、晚婚的、吸*的、打架的、自卑害羞的、自闭的、嗜酒的、早孕的、早恋的、家暴的、被父母认为“不正常”的、高考填志愿与父母意见不合的、被家长发现过于频繁打飞机的等等。也有不明就里的家长，接受采访的陶宇说，他父母当时误以为那里是亲子活动中心，带他去玩。“我以为会很好玩。”陶宇被“治疗”了。一个叫陈卓的自卑男孩也被“治疗”了。父母不满意他说话声音小，上报了他。从十三号室出来后，这个男孩每天都扯着嗓子说话，他的父母满意了。“杨永信说（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很有激情，有了激情就会改变，他们那口号叫做‘激情加速改变，信念打造完美’。”与男孩同期的“盟友”陈尧程说。
冯宵年8月入院，曾经担任过负责大点评课堂纪律的“总话筒”。他说，电击持续较长时，杨永信会轻松地说，“我眯一会儿”，就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像辛勤干活儿的人偷个闲，任机器劳作。在他身边的床上，孩子们的双手照例卷曲得“像蛋卷一样”，嘴巴里呜呜哀嚎。杨永信偶尔也会在这时候让孩子们给他捶捶背。这让冯宵感到自己很渺小，“他在看一只蚂蚁一样，随时都可以捏死你。”
“所有一切都是靠这个电击来维持。”冯宵说。
网戒中心大楼，其中一扇窗户属于十三号室，每次治疗时，门窗紧闭，窗帘合上。
不抵抗的抵抗组织
陈一鸣是年秋末的一个早晨被父母以“看心理医生”的名义骗进网戒中心的，4个月后成功离开，没有多留一天。如果说整件事是惨剧，像是无辜之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那么“结盟”算是其中的光彩段落。时隔9年，在北京东五环外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陈一鸣。谈起这段往事，他兴致勃勃，眼光闪烁，语气快活。他曾成功地经营了一个隐秘的关系网——那个popping男孩的“互不举报”组织的谨慎翻版。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后来结交的十来个《魔兽世界》玩家，会在最后呈现出一个隐蔽但有效的“联盟”的样子。这个关系网中，陈一鸣接上头的第一个人是王大宇，网戒中心内部机房的网管，管机房纪律，有权力在手。刚进来，每个人都会被告知要着手准备《我的蜕变》，算是网戒中心的“毕业论文”，讲述各自洗心革面的心路历程。《蜕变》以万字为计量单位，每周一次，在机房打，出院上交。王大宇因此交往众多。王大宇高大白净，善于说冠冕堂皇，“但有别的意思的话”。在同期“盟友”宋明远印象中，“每个人他都能开上一句玩笑话”。点评课上，每当他瞟到特别严肃、呈思考状的王大宇，总想笑，“挺能演的。”
当时陈一鸣17岁，“年轻人说话是没有什么人去听的。”王大宇23岁左右，爱笑、爱聊天，身边总有人围着，打招呼管用，像个领袖。陈一鸣由于亲近王大宇，在扩展联盟时便有了“筹码”。在王大宇的帮助下，他先后跟3个班委，加王大宇共5人确认了第一层同盟关系。
陈一鸣后来结交的十来个盟友都是《魔兽世界》的玩家。“你打魔兽，我也打魔兽，好像就签订了一个同盟一样的感觉。”人是一个一个试探出来的。在上厕所、洗衣服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他会漏点儿底，说两句游戏里的词，看看对方反应。“workwork.”《魔兽争霸3》里的兽族苦工就是这么说话的。明白的人，会心一笑，要么回来接头，要么故作不理。
大室长是他用这种方法团结的第一个人，接着是纪律委员。为保万无一失，他和大室长俩人分头试探了纪律委员两回，通过。再下来是思品委员。每个联盟成员又各发展了二三个可信的人。联盟关系由此往下伸出细密分支。
有一个小孩不停试探他们，想加入，他拒绝了。他拧着眉头陷在回忆里，语速很慢，说那个人很忠诚、很老实、很善良，但“绝对不聪明”。聪明是充分必要条件。“他就是一只羊”，他带着说台词的戏剧感申明：“羊是不值得和大家一起同进同退的。”
互相试探就是互相“漏”，让双方都有对方的把柄。他试探过一个小孩，把自己的问题漏了不少给他——当然都是不足以让他再遭电击的鸡毛蒜皮——那个小孩展现出了足够的“忠诚”，没上报，但却一点都不暴露他自己的弱点。陈一鸣放弃了这个人。
掌握了班委就几乎掌握了所有上报情况。除了极个别“大案”直通班长或杨永信，其他消息一般都始于大小班委这一层级。班委有权限划掉名字，选择放谁一马，或者相反。有几回，“自己人”传消息给陈一鸣，说他的名字上去了，“罪名”是嬉笑打闹、过度活跃之类。“自己人”让他放心，名字已经从“周总结”名单上轻轻划掉了。
在别人视线不及时，递个眼神。挨着的时候，赶紧说上两句。谁被告发了、要小心谁、最近要搞谁，“联盟”的日常情报工作基本不出这三件事，来回传递。
为了巩固联盟“势力”，陈一鸣还成功地帮一个“自己人”竞选了大室长。晚间写日记时，他串宿舍，偷偷拉票。先装作不经意提一句，哎，过两天选大室长了。如果对方态度放松，就继续往下，“想好选谁了吗？”然后交换眼神。如果对方眼神也有问题，比如包含某种诉求，像是有话要说，就再往下——“选XX吧，都自己人，没事的。”票基本在手了。遇到一说就紧张了的，就打住。他遇到过一次反应巨大的，是他室友。刚抛出话头，对方立刻怼他说，“你在拉票，是吗？”他只好装无辜、装生气，“嗨，说个话都不能了。”聊到半数以上的票在手，朋友顺利当上大室长，自保实力又添一成。这帮人中4个大室长，有3个是他这么推上去的。
在陈一鸣他们折腾着抱团的时候，梦想着逃亡的“盟友”没有停止前赴后继。在操场自由活动时，一个20多岁的男生“噌”一声蹿了出去。回忆当时，陈一鸣嗤笑了一声，像残酷食物链中的低等动物俯视更低等的，“跑得还挺快。”
他跟“自己人”，一个纪律委员和一个大室长，迅速交换了眼神，大家都微妙地笑了。五分钟后，人被押了回来了，直接进了十三号室。
纪律委员是除班长外最有分量的职位，基本上“管一切”，值得拉拢。宋明远刚接任纪律委员时，陈一鸣曾试探过他。一次在厕所，陈一鸣跟人对话中漏出“workwork”。宋明远走过去，停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你这不对，你这是游戏的。”陈一鸣一脸无辜，“我没有。”宋明远扭头走了，“给他留下点遐想空间”。隔天的点评课上宋明远数次作势要举报陈一鸣，到最后，他也没真站起来上报什么，但陈一鸣吓得够呛。宋明远在9年后回忆起来笑出了声，“是我自己个人的恶趣味。就是警告他一下。”
宋明远看出这人不老实，四处串。陈一鸣和他的伙伴们注重风险控制，总是两个两个挨在一块，原则上不违反禁止扎堆条例。搞小团体触及“高压线”，“没证据”，宋明远说，“不然早就把他给办了。”
陈一鸣总是强调，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什么。平时也不作死，只是确保自己不会被无故加圈，以致毫无准备下被点到名字、躺上十三号室的小黑床。
唯一一次接近于挑衅的行为是在元旦那天。之前举行了庆祝活动，氛围少见地轻松，很多人在照相。陈一鸣趁乱把这十来个人拢到一起，说，来，拍张合影。他还半开玩笑地推开了一个之前总想加入他们却被拒绝的小孩，“哎哎，不带你”。与自己真正的“盟友”倚在一起，陈一鸣开始觉得，真有点结成了个什么“联盟”的感觉。大家明目张胆，嘻嘻哈哈地拍了张合影。
电击本实录：一名曾入院的“盟友”偷偷带出来的心理导入本，记录着电击名单和具体名目，他们私下称其为“电击本”。
电击本实录：“杨叔专场”意味着接受杨永信亲自“治疗”。
一个干部的肖像
刚来俩礼拜，宋明远曾在机房里偷偷登了QQ空间。他想跟朋友留个言，解释自己的突然消失。刚登上去，“哎，宋明远，你怎么还登那个啊？”扔过来的话清晰响亮，整个屋子的人都看着他，他刷一下白了脸。举报的人是他平时自认关系不错的一个，平时见面还笑着打招呼。他明白这回跑不掉了。
十三号室里，他战战兢兢猫在角落，大气不敢喘，等待即将到来的“治疗”。念一个名字，列一下“罪状”，躺上去一个。电几轮，再叫下一个。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听到杨永信发话，“行，今天就到这儿吧。”难以置信的好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们把他忘了。
运气归运气，他也明白了“举报”不是玩笑，而是生存必须卷入日常斗争。与此同时，他一点点觉察出“当官”的好处。
普通盟友3人说话叫扎堆，班委七八个人在一起聊天，是“正常的工作交流”。吃药也有特权施展空间。被归为“被动盟友”（被网戒中心诊断为有精神问题）的，“红*蓝绿的吃一大把”。其余人，跟三餐似的统一吃两种药，乐友牌盐酸帕罗西汀片和一舒牌盐酸丁螺环酮片。一个抗抑郁，一个治焦虑。室友、家长互相监督吞药。有几个班委一到吃药时间就出门，“去别的屋看看，看他们都吃药了没有”，或者直接拿药走了，说出去吃。宋明远认为，“他们一定没吃”。
更让他震惊的是之前某届班委的两次事件。一次是在厕所发现了避孕用品，后来查明是一男一女两个班委所为。另一次，家长抓到班委们在澡堂门口集体抽烟。事后当然是严惩，但居然有条件完成这样的事，宋明远内心震动。
后来他当上了话筒员，在点评课上给发言的人递话筒。权力离他尚有距离，但时任纪委点拨他：“我很看好你。”宋明远领悟到自己大有希望做接班人。对于有心提拔他的这位，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对方指示。他总结自己爬升经验：“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呢，再抱一个好的大腿就行了。”点拨他的班委是“好的大腿”。他一步一步按照规定的路径稳步上升，先后做了思品委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卫生委员。平步青云，直到当选班长。
“路线不同。”QQ上，陈一鸣敲出一行字回复我。“宋班长走的是上层路线。”他总是不直呼宋明远的名字，而是带点儿揶揄地称他“宋班长”。两条路线都成果斐然，陈一鸣只被电了三次，相比同期盟友，少之又少。而宋明远只被电过一次。
宋明远身材中等、微胖。穿着件防风外套，握一把黑色长柄伞。我见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控诉为主，希望我的工作对网瘾治疗的终止取得实际影响，但他比较平静。他声音稳重低沉，言简意赅，带着礼貌的微笑。聊起当时折腾的这些事，26岁的宋明远，用的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年轻的时候，凡事吧，还是想着往前一顶”，“特别受不住别人那种诱惑。”
往上每爬一个台阶，宋明远的安全感也逐步巩固。加入小团体从不曾在他的考虑之内，“太危险。万一呢？”
时至今日，宋明远都认为，当选靠的是他良好的群众基础。尚无选举制度时，他就在做人缘，“真出什么事，不至于千夫所指”。担任思品委员时，他负责掌控每一个“盟友”的思想。尤其要稳住新人情绪。他的套路是，陈清利弊（“你看你做过治疗了”），劝人正视现实（“你不变得更好，你爸爸妈妈是不可能让你走的”），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把真心话藏在表面的劝告中，暗示别吃眼前亏。他认为自己付出了时间、精力以及一点点真心，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只要你一直来新的人，你对我的这种支持率就只会不断地上升。”全员投票选举，宋明远以超过半数的票当选新一届班长。
当选之后，宋明远一改前任“小甜甜”班长（因为处事柔和得名）的宽容作风，“稍微有侵略性一点”。即使班长也有隐忧，自杀、出逃这类高危行为如果在眼皮底下发生，他难逃其咎。他害怕出事，“争取就是踩着钢丝把这山就给过去了。”少数几次他睁一眼闭一眼，是些个女生，熄灯了还在外面晃，还没洗脸。很幸运，他任期内，没有异常，风平浪静。
宋明远赶上了好时候。冯宵没有。他身兼“总话筒”时，有个姓王的女孩屡次寻死。他和他的同僚们非常苦恼，女孩每策划一次自杀，他们就要进一次十三号室，承担“连带责任”。
两种生存路线之外，也有别的。一个因为过度“打飞机”被父母送去的男孩，自保方式是装低能。故意裤子只提一半，腰带松垮，领子凹在里面。“挑得都累了，你就不太去挑他毛病了。”宋明远说。很多人把他当做智力低下的人去包容。不过宋明远觉得这人在装，“那么多的卖*片的、（发）这种小*文的这种地方，我都找不到，你都能找到。”另一个装低能儿的被他治了。前面那个听话，还能表现出对他这个班长的尊重，这人不行，嬉皮笑脸，抬着下巴看人。当然，治他也本是宋明远分内工作。列队的时候看他不行，加个圈。穿衣服邋遢，再加一个。有一周，他给那人画了几十个圈。班长一次最多可给人加5个圈，甚至有权限直接给人申请“治疗”。“后来就老实了，”宋明远笑着说，“很多时候权力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身为班长，不得不应付点场面上的事。虽然大多是十来岁的小孩，但也趋炎附势。外出活动时，争相嚷嚷，“班长我扛这个旗子行吗？”有个盟友总跟他提建议，“你多笑笑啊，班长。”他烦这些人，但还是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绷着脸才省力气，“更像一根木头，更像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很轻易就过去了”，但在群众的呼吁下，他需要展示微笑。
每天早晨，班长宋明远要跟杨永信一对一地汇报不安定因素。接下来的点评课上，杨永信也会参考他的汇报的内容选择点评某个典型“盟友”。比如，XX总忽悠家长回家，是什么心态？想好好表现的“盟友”（宋明远说包括他在内）会踊跃发言，瞄准靶子，说“他就是不想改变，他就是还想回去玩游戏”之类的话助力，掀起集体批判。
对于“盟友”来说，被点评等于成为众矢之的，令人背脊发凉。家长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能被“杨叔”在课堂上点一下，是特别关照，孩子会好得更快。讲课时，常有家长举手打断，“我家孩子也有这个问题，比这还严重。”杨永信也头疼，“我每天就上那一节课，这么多孩子，我不能每个人都点评啊。”
宋明远至今对杨永信笑容可掬的样子怀有恐惧，一看到他的视频和照片“就不行了”。当班长的日子里，面见这位最高负责人是他的每日必修课。杨永信极有魄力，坐在那说“好”、“知道了”这些话时，都能传达出威严的气场。宋明远必须表现出“很亲近他、很尊敬他的样子”。所有“盟友”都必须这样，见到杨时要像士兵见到首长一样，绷直身子喊，“杨叔好！”即便刚从十三号室的小黑床上下来，也要卯足力气喊，“谢谢杨叔！”就像客人感谢主人的丰盛招待一样。宋明远发现到后来不用特别刻意表现，每天都一个状态，时间久了，“这个面具可以戴着”。
当班长让他心里安定。按照网戒中心的对错逻辑，他安分守己，甚至做着贡献。加上日子太平，没什么寻死和逃跑的人，每天他都睡得很踏实。
当思品委员时，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批日记。在网戒中心，“盟友”要通过日记晾晒思想、悔过认罪。这也是“永信模式”独创的个治疗环节之一。认罪的潜规则是“使劲往重里说”，孩子们在撰写的故事里称自己吸*、贩*甚至强迫少女卖淫、杀人。把自己描述得劣迹斑斑，凸显改造成果。家长震惊，杨永信宽慰，“你看你以前多危险啊”。杨永信曾让一个女孩公开晾晒自己的性交易细节，原理是直面过去才能获得重生。“像在听一个*色小说似的”，徐浩当时15岁，坐在下面听得脸红脖子粗。比他还小三岁的谭小虎，紧闭着眼睛，喝了酒似的，“两个脸蛋一直红到脖子根”。女孩的父亲边听边哭，最后晕了过去。
宋明远当时最爱看一个姓武的“盟友”的日记。武当时十六七岁，狂恋一个女孩，家人摁不住他的疯劲儿，送了进来。武的日记里有大段大段胡言乱语般的相思独白。这人也拗，被点评了很多次，还写。“我就写，我就写，我喜欢我女朋友，他就往里面写。”日记看完宋明远得批复，写一些正确导向的话，比如“你们都年龄还小，应该正视自己，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开始他兴趣盎然，后来也腻了，“都一个套路，不想再听人讲故事。”他时常在点评课上放空，像一个完成了野心的闲人。身姿依然要端正，两脚分开60度，手按在双膝上，屁股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他想当时的女朋友，又想同学，他们是不是已经上大学去了？他自己留了一级。他们有没有到处找自己？脑补了些出去后女朋友对他痛哭流涕的温馨场景。但真实情况是女孩态度淡漠。
当班长可以不跟大伙儿一块睡觉。只要不擅自出去，医院他想去哪去哪。这逛逛，那逛逛，瞎聊两句。他想找女生们聊天，但家长盯着，不敢冒险。后来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聊聊聊，聊够了。”这边一吹哨，那边他就倒头睡下。
电击本实录：一位女盟友的自杀导致班委们因连带责任被集体“治疗”。
出院
宋班长踏踏实实地在安全线上待着，甚至感到了空虚。那边，陈一鸣还在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