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题:回应“熊彼特之问”,如何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
作者韩禹
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写道,“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实践早熟而理论滞后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在新著《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称之为“熊彼特之问”。
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创建,不仅关涉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自我总结与国际理论话语权斗争,也是为世界作出更大知识贡献的时代需要。张晓晶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囿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主导、理论总结起步较晚等因素,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实践成功而理论发展不足的问题。应有足够自信,基于独特的发展路径广泛吸纳,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为现代经济学作出贡献、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向追求“科学化”。随着博弈论、因果推断等研究方法的发展,在您看来,如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称得上是一门科学?
张晓晶:科学有其自身的定义和范式。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更像一门科学,因为它用了很多科学的方法,如假设推理、经验实证、数理模型等。
为追求科学性,大量数学工具被用于解决经济学难题,但由于数学工具自身局限,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只能处理“均衡问题”,如主流的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往往通过线性化方式求出均衡解、稳态解等。但现实比模型更复杂,很多情况是非均衡、不稳定甚至“爆发性”的。尽管非线性模型早就有人提出,但还未能进入主流,因为非线性更难处理。
除了技术工具限制,还有价值观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来自于外生冲击,否认资本主义体系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市场最终会自动达到均衡。与之相应的主流模型,用的数学方法就使得无论条件怎么变,最后结果都会收敛得到均衡解。均衡经济学,及相关的线性化处理方法,忽略了时间与过程,取消了经济体系变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类似大萧条与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其它诸如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经济人假说等也受到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离真正的科学还有差距。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计划(方案)展示。侯宇摄
中新社记者:主流经济学的弊端与盲点,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的开创有何启示和教训?
张晓晶: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完全代表现代经济学,好像中国跟不上他的阐释就落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领和主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营养,都是中国经济学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援。中国拥有过去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完全可以对一些主流经济学教条说“不”。
第二,中国发展经验恰恰戳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痛点”。中国实现了在社会长期稳定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而遵循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经济体却危机不断,表明中国经验及其蕴含的理论逻辑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完全有别于所谓“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中国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有根本区别;中国的宏观调控,基于经济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利用好包括产业政策的结构性政策,而西方的“稳定化政策”从来把结构性政策当作市场扭曲。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提出要“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如今产业政策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法宝。
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生产工厂。马德林摄
第三,中国的发展经验还在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实践,既不是为了迎合某个国外理论,也不是有意要与国外理论“对着干”,而是最终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实践创新往往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要认识到这些做法“管用”的历史局限性。应把这种特殊性与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借鉴的一般性中国发展经验区分开。如结构性政策,其有效性多以差异性、非均衡为前提。过于强调结构性政策不仅会人为地分割市场,还会导致政策的有偏性、歧视性,不利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前强调建立统一大市场,更要注意结构性政策的适用范围。
中新社记者:一国经济学之地位与其经济实力有何关系?
张晓晶:一国经济学的地位往往与其经济实力相关。比如主流经济理论及其依赖的经验多来自发达经济体,甚至主要来自美国。而主流的西方学术杂志也只对“主流问题”即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感兴趣,对后发国家问题的兴趣往往也只是主流问题的延伸而已。比如转型经济学就很难进入主流,因为发达经济体不需要关于转型的知识;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