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国际*治经济评论
内容提要：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词：技术创新科举考试制度比较优势自生能力后发优势一、前言本文以下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经济自宋以后长期停滞，并在18世纪以后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第三节探讨为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现代化未能使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分析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存的原因；第四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并探索中国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一个经济长期的增长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创新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并且，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创新的速度减缓，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停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深化。西方世界在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迎来了百年动乱后的和平建设的机遇，作为一个技术和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后发国家，中国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靠*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价格、利用行*配置资源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建立起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固然可以使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工人、农民缺乏积极性，经济发展绩效差。年底开始，中国以双轨制的渐进方式进行改革：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的赶超部门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补贴，并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条件的成熟而改革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各种扭曲，使得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户和企业可以自主支配的资源，并放松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准入，使得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渐进的改革，必然使得原有计划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市场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并存而出现体制的不配套，其结果是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收入分配的恶化。只有放弃赶超的思想，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升级时，能够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中国应该可以再维持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所预期的一样，在本世纪前半叶恢复在前现代社会的国际经济地位。二、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18世纪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逆转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③特别是在9世纪后随着大量人口逐渐从干旱的北方迁移到多雨潮湿的长江以南④，牛耕轮作等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使垦荒日增，11世纪初又从越南引进新的水稻高产品种，并伴随相应的耕作制度和农具创新⑤，迄至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农业的高剩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中国工业自汉代即有较大发展，宋代则达高峰。⑥以作为工业基础的铁的使用为例，11世纪末中国铁产量已达15万吨，人均水平是同期欧洲水平的5到6倍。⑦此外，井盐业、纺织业等工业也颇为发达，如13世纪已使用水力纺织机纺织麻线，其技术不亚于年欧洲同类机器水平（Elvin,，第页）。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13世纪中国城市的繁荣景象令来自以发达商业城邦著称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感到惊讶（Elvin,，第页）。此外，早在公元前年的战国时期，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如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劳动力高度分工和自由流动、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高度发育等（Chao,，第2—3页）。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Eberhard,6;Elvin,;Tang,;Needham,;Chao,），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⑧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博士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Needham,，第6页）？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⑨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Chao,，第页）。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Tang,，第7页）。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Chao,，第页），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Tang,，第19页）。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几（Chao,，第9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11世纪⑩，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Buck,），因而Chao（）关于“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于成立。而且，中国在3—8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技术仍基本停留在传统水平，但是，年均积累率也高达24.2％（NBSC，，第60页）。可见，中国农业可供积累的剩余不足的说法值得怀疑。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现（Elvin,，第页）。若无技术创新，谷物单产要在10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时间内翻番（11），也是不可设想的。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关于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农业剩余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停滞的假说，逻辑不自洽，经验也不支持。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Lin）。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trialanderror）。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Musson,，第58页）。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就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第一章）。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和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扩散（Maddison,，第23页）。8—12世纪，中国人口从较为干旱的北方大规模南迁到湿润多雨的南方，相应的交通工具从马变为船，合适粮食品种从高粱、小米转为高产的水稻，合适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等随之改变，导致这段时间里较快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Chao,，第页），中国因此维持了一千多年的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各个文明的地位。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第页），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第10—11页）。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宋朝以来的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现象的一种系统的知识，在15、16世纪以前的原始科学来自于对自然现象好奇的科学家的观察所得，科学革命本身是一种方法的革命，15、16世纪以后对自然现象好奇的科学家开始把有关自然的假说“数学化”，并以严谨的可控制实验检验由数学模型推论出来的假说（Needham,，第15页）。这种科学方法的革命使得被证伪的假说迅速被抛弃，也使得不被证伪的假说易于传播和积累，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这种方法的革命以后突飞猛进。但是，在19世纪以前，科学研究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科学上的新发现并未能直接运用于新技术的发明，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没有作用，因而，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同，没有商业利益的动机。好奇心应该像智商一样是一种天生的禀赋，在人群中具有相同的分配比例，中国自古以来人多，具有高好奇心的人在数量上应该比欧洲多，在原始科学时代，中国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也不亚于西方世界，而且，中国古代已有较高的数学成就和相对系统的实验方法（Needham,，第页），那么，这些众多具有好奇心的中国天才为何未能推动一场科学革命，发现用数学来表述其提出的假说，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其假说是一种探索自然、满足其好奇心的更好的方法？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Needham,，第页）。钱文源等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Qian,）。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作斗争。（12）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自公元前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即废除了封建，代之以官僚治理的郡县制度，各级官员由皇帝从非世袭的官僚中选派。在汉朝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初级官员的选拔是采用由各级官员推荐其任所内才能卓越、品德高尚人才给皇帝的荐举制度，虽然理想的状况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是，不可避免地，裙带关系成为各级官员推荐人才的重要考虑因素，既失公正，也因而出现可能威胁皇帝地位的强有力氏族。隋朝（—）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举人才，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年被废除止（Ho，，第13页）。唐朝（—）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例如“明算”科是专门选拔数学能力强的人，“秀才”科专门选拔具有不寻常能力的人，此外，还设有举荐其他一些有全方位资质的人的渠道（Ho，，第12页）。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第9页）。（13）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14）学生们需熟记长达个汉字的内容，并需熟悉篇幅数倍于原文的注解，以及仔细浏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学等经典著作（Miyazaki,，第16页）。然而记忆并非最难之处，真正的难点在于，这种考试还考查学生运用汉语进行创造性写作的能力，因而带有智力测验的性质（15），只有那些天资足够聪颖且用心学习儒家学说的学生才能够在一层一层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6）而当他们获得科举考试的最高学位时，平均竟要花费二十余年的光阴。（17）尽管这样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学生们却有足够的激励投身其中，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官员从各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18），以至于传统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Ho，，第92页）。而且，科举制度本身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通过科举各层次的考试而获得相应各等级学位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特殊待遇。*府甚至通过公开宣扬科举考试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来引导形成争相参加科举考试的社会风气。（19）这种特殊的激励结构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人力资源状况。不仅因为最终岗位有限的官员的选拔是以绝大多数未考中的学生牺牲大量时间作为代价（20），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回报的激烈竞争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21），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22）总之，我认为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要内容并以高级汉字游戏为载体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大多专注于科举应试做官，或者进行人文研究，缺乏学习数学知识和进行可控实验的激励，更难以在这两者的结合和积累方面以及不断将自然知识数学化并加以实验验证方面做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因此科学革命不可能自发地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时就具备了欧洲18世纪出现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条件，并且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但是，由于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技术在原始科学的条件下达到一定的高度后进一步发明的瓶颈不能被打破，没有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也就无法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到限制，以至于当欧洲18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用舰炮打开火药发明国度的大门时，中国仍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并在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枪炮轰开了国门。从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西方列强武力的胁迫下逐个签订，赔款割地成为家常便饭。（23）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在中国衰弱落后的残酷现实面前开始了文化的反思，掀起的社会运动也从文化的器物表层逐渐深入到文化的制度和价值内核。（24）起初的鸦片战争虽使中国认识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但天朝上国的迷梦依然未醒，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5）的思想指导下，由许多清*府官员发起了意在自强的“洋务运动”，向西方购买枪炮、战舰等先进器物，兴办近代工业等，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这美好的幻梦在年中日甲午海战中被彻底粉碎，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在于技术，也在于制度和组织（26），因而又分别由立宪派发动了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年戊戌变法（27），以及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年辛亥革命。但是，这些制度变革的努力，并未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尽管年推翻了清廷，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很快*阀混战却使得中国更加民不聊生。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中（28），旨在打倒陈旧的儒家伦理观念、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五四运动终于在年爆发，中国人第一次全面而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也在于伦理、价值观。尽管年国民**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从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年开始了全面抗战。当年中国取得了8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又经历了3年的国共内战。战火纷飞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中国仍未能摆脱衰弱落后的局面。（29）中国近代蒙受的百年耻辱，带给了太多中国人反西方情结。（30）同时，许多中国人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所存在的周期波动、失业、收入分配不公、城市贫民窟等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因而认识到即使是比中国传统的制度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远非完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不断寻找着一种能实现他们历来志向“大同”的先进制度，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可做到“天下为公”。因此，随着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有着富强、平等的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苏俄单方面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并帮助中国国民*进行国民革命，而且其自身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梦想，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恰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于是成立于年的中国共产*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并在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纵观中国近代百年乱局，虽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本主义革命等尝试，但历届*府都未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挑战，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缓慢。战争外侮使中国丧失了诸如海关、铁路等经济主权，并对经济破坏巨大；战争赔款则使资本更加贫乏。（31）战争还对劳动力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贫困和缺乏教育形成恶性循环，劳动力素质低下。百年乱局还使得中国始终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32）总之，经济增长被技术落后、战争破坏以及赔款外侮所阻滞。只有到了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才迎来了推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和平建国新时代的到来。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百年的乱局。在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当时发达国家都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的发达自然被当做国家富强的标志和目标。而且，苏联20世纪30年代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也给中国领导人以强烈的示范和激励。重工业自我服务循环的特征被认为可解决由于贫困农业人口为主而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需求的问题（33），并且 （0—3）使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中国迫切需要独立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和*事工业体系。因此， 刚刚结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成为贯穿第一个五年计划（3—7）的指导思想。然而，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大量设备尤其是初期的关键设备需进口、一次性投入很大的特性，恰恰与中国当时资本稀缺（34）、出口少从而获取外汇的能力小（35）、资金少且分散的小农经济现实相违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实行低利率和汇率*策以压低重工业投资和进口成本，同时压低原材料和工资以减少重工业投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以及相应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保证城市工人生活，就构成了中国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选择的宏观*策环境。这就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为了保证资源能有效流向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国家垄断了这些资源的供应并以行*计划的方式配置，而且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以防止它们将资源投向轻工业而违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36）。由于市场配置制度被全面扭曲，利润不再能成为考核业绩的有效指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防止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而损害国家最大程度积累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的意图，就全面剥夺了他们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利。（37）由于农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原料，所以对农产品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同时，农业又是国家换取外汇的主要出口品，为加大其生产能力，同时又不分散投向重工业的剩余，*府试图主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利用大规模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办法来兴修水利，并利用传统的密植、除草、增肥等方法提高单产，而且这也更便于*府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收购制度。由于要从农业部门转移更多的剩余以为不断推进的重工业建设提供积累，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断加速，并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Lin）。至此，为了在资本稀缺的落后农业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宏观*策环境到资源配置制度再到微观经营体制这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便在中国建立起来。（38）如果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资源。2—年平均积累率高达29.5％，投资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从相当于“一五”时期轻工业投资的5.7倍上升到—年的8.4倍，重工业在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轻工业的1.47倍，工业占GDP比重从年的12.6％上升到年的46.8％，中国在较低的人均收入下达到了很高的制造业比重（Lin,CaiandLi,，第70—77页），并且使中国在年代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在年代发射了人造卫星。从在贫穷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动员一切资源以加速重工业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年以后所推行的计划经济体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由于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较低成本和较强竞争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这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而且由于微观主体缺乏自主权，劳动激励不足（39），产出实际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被压抑（Lin,CaiandLi,，第79—80页），而且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均十分低下，2—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也仅为0.5％，只是19个被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WorldBank,a），在国有企业这一数字甚至为负（WorldBank,b）。而且，中国年人均GNP仅为美元，一直未能越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美元的界限。（40）劳动力大都滞留在农村（41），城市化率也远低于正常水平（42），经济内向性不断增加。（43）事实上，不单中国，所有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都面临增速较低、结构扭曲、效率低下和福利损失、财*恶化和通货膨胀等类似困境（Lin,CaiandLi,，第92—95页）。同在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的低起点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步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成功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WorldBank,）。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的经济绩效如此迥异于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类不同的假说：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WorldBank,）；采取了*府干预（Amsden,;Wade,）；推行外向型发展*策（Krueger,）。这些假说无疑看到了事实的不同方面；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较好地利用了那个阶段的比较优势。除香港外，“东亚奇迹”在早期也曾试行过赶超型的进口替代*策，但由于人口规模小、人均资源少而无法持续（44），因而较早放弃了*府干预下的赶超战略，于是在缺乏*府补贴的*策环境下，企业为了提高在市场的竞争力只能根据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等，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积累资本，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才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