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里根*府和英国撒切尔*府当年所实行的供给侧*策有本质区别。必须要科学界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内涵，深刻理解供给与需求、*府与市场、国际与国内、全局与局部等方面关系，并依此框架着力对化解产能过剩、加强制度供给、提升全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等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提出予以解决的最佳方案。
一、要科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改革在概念理解上不能狭隘化、简单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里根*府和撒彻尔*府当时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制度安排。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已是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工业化已经完成，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滞胀问题，而发展的实践证明继续依靠凯恩斯理论进行需求侧管理难以走出困境。因此，两国*府相继采用了供给学派理论，减少*府干预，推行企业私有化，实行对企业减税，紧缩货币和缩减财*支出，相应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我国则完全不同。
目前，我国还处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经济下行，通缩压力加大，供给与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低端产品供给过多，产能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在需求侧，既有需求总量不足问题，也存在需求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在外需下降、投资下滑的情况下，消费增长后劲乏力，特别是居民消费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还未得到有效满足，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型消费也受到收入、福利制度等方面的紧约束。
我国与英、美*府采用供给学派理论的制度环境也不同，英、美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还有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英美*府不同的是，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化解矛盾，为国家在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动力。
因此，我国的供给侧改革逻辑起点与英美国家当时所处制度环境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与世情、国情结合起来，选择适合现阶段我国发展阶段特点的结构性改革路线。
人类经济活动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组成，供给侧生产商品或服务，需求侧消费商品或服务，只有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得到完全消费，经济运行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分析和调控经济有两个逻辑框架：一个框架是从需求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另一个是从供给侧入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劳动、资本（投资）、资源、技术和制度（*策提高效率）投入形成。我们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激发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强化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需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长体系。
二、应和需求端管理有机结合
供给侧改革不能忽视需求端管理。一是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供给必须以需求为目标，需求又必须依赖供给，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决定了宏观*策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否则*策目标将难以实现。二是供给侧改革侧重于通过中长期内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新的需求潜力，而短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有限；货币*策、财**策等需求管理*策更侧重于在短期内通过相机抉择，实施反周期*策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但不能自动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稳定供求关系，有效推动供需结构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转换。三是供给侧改革所采取的去产能、去杠杆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虽然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加剧经济的顺周期紧缩，更需要适度实施需求管理*策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产品有效供给必须和需求结构变化相匹配。当一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将明显上升，消费层次将不断升级。“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收入人群的高品质消费需求、青少年人群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以及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传统“价廉物美”消费需求均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当前供给结构已不适应潜在需求变化，低端商品、普通工业原材料供给过剩，高质量商品服务则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必须着力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有效需求规模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创造新需求必须打破要素供给羁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较强的生产要素有效供给抑制，如现行户籍制度制约劳动力有效供给，现行金融体系制约资本有效供给，等等。受此影响，当前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收益明显递减，创造新需求的能力明显减弱。供给侧改革应着力于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类体制机制障碍，扩大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充分发挥科技要素、制度要素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乘法”作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三、应注意处理好*府和市场的关系
不能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府干预”之实。我国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思维的桎梏，容易放大市场失灵或无效，从而强化*府干预。必须认识到，*府干预是事前的、强制性的，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运行中，*府决策易产生失误且成本高昂，由此导致各种“*府失灵”。如，通过规划和产业*策引导企业投资项目贯彻*府意图，强调“短平快”，导致各地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同时，依靠行*手段自上而下强制处理产能过剩，压抑市场机制作用，结果适得其反。深化供给侧改革，不是重新搞计划经济，不能再走*府用行*手段干预经济增长的老路，而要痛下决心破除行*垄断，放松管制，切实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应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还给市场与社会，更多通过市场价格引导资源向更富有效率的领域集中，正确、有效、可持续地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警惕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极端市场化、自由化倾向。当前一些言论片面强调市场万能，忽视市场失灵和市场非理性的客观存在，反对一切形式的*府干预，主张完全由市场调节。事实上，完全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大量存在信息不对称、垄断、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美国两次资产泡沫破灭、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休克疗法导致苏东严重衰退等，足以说明极端市场化、自由化会削弱甚至否定*府在经济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无法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难以防止和化解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的负面影响，矛盾和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引发经济危机。当前，我国尤其要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极端市场化、自由化倾向，充分认识到市场非理性与市场失灵的存在及严重危害，依法加强和改善*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廓清*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供给侧改革取得实效的关键。明确认识*府和市场“两只手”各自的功能和长处，使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发挥应有作用，务求有机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结构调整中攻坚克难。要推动产业*策由倾斜性、强制性向功能性、竞争性转变，从主要运用目录指导、供地和贷款审批、强制性清理等干预措施，转向构建有利于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公平竞争环境。同时，要加强市场规制，建立统一的标准管理体制，重视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充分激活企业家精神，着力营造“双创”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氛围。
四、应从全球视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把握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培育形成新供给。从历史经验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破坏式创新”是推动供给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的核心动力。当前，以信息、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在加快向制造、金融、商贸、教育等领域渗透，可再生能源、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和移动医疗、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去中心化、分散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涌现，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革新的重要力量。美国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预测，到年，移动互联网、3D打印等十二大新兴技术创造的经济效益高达40.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供给侧改革应积极跟踪和把握国际新技术革命的最新趋势，充分消除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大幅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充分发挥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在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中的“乘法”作用，实现从低端的复制性供给结构向高附加值的创造性供给结构的转变。
依托供给侧改革，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力图通过TPP、TTIP等手段掌控未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话语权。我国既应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消除有效供给约束、优化供给结构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更要积极输出我国在具体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提升在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建设中的话语权。
应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正在由消费品生产加工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研发、品牌营造和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等中高端环节跃升，对国内要素有效供给结构和配置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供给侧改革应面向全球潜在需求，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对外开放战略，推动各类要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各环节流动，逐步培育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
五、应注意缩小区域和阶层发展差距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年不同地区的速度和效益指标进一步分化，值得重视。要防范区域性、局部性降速失效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应充分发挥各地禀赋优势，加快促进相似相邻地区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资源枯竭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财*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增幅高于整体增幅且逐年提高。拓展各类资源的生态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和拓宽补偿金来源。加大对跨区域合作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转移承接、资源储备基地、公共服务工程的支持力度，及时完善产能预警与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应千方百计遏制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持续减弱，中低收入家庭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其是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地区，常年人口净流出导致的“人口负利”严重拖累转型升级，失业矿工、农村三无人口、因天灾或重病致贫人口构成当地的沉重负担。为了避免因收入差距和阶层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应在重点领域设置全国统一的基本保障线或安全线，适当增加中央*府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方面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积极扩大民生开支，继续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着力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
六、应在去产能的同时注重增加新供给
去产能要有新办法。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府过度支持*策和重复建设导致的非正常过剩，也有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周期性、结构性过剩。因此，去产能不能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地淘汰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必须要新思路、新办法。对于过去*府扶持的没有发展前景的传统行业过剩产能，要坚决淘汰和退出，并采取有力措施清理一批僵尸企业。对于产品升级换代较快并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过剩产能，要加强装备、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更新改造，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推动过剩行业不断适应需求结构的调整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迈向中高端。对于具有一定国际比较优势的国内富裕产能，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加快产品出口和资本技术输出，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去产能要做好加法。去产能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要在做减法的同时，做好加法。填补去产能带来的就业空缺和短期经济波动，必须从增量角度，大幅加快附加值高、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发展，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能力和水平，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核心是要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机遇，深入落实“中国制造”、“互联网+行动计划”战略部署，大力发展健康、文化、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旅游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尽快实现产业结构质的飞跃。
七、应突出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
要重视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供给侧改革既包括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更要包括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现阶段，体制机制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很多问题都有其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以产能过剩为例，以往各级*府以GDP为导向，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建立和保护国有企业，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导致传统产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严重，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其中，部分国有企业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由于一些地方*府的保护，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去产能、调结构仍然面临着多方面体制制约。要落实供给侧改革，关键是积极推进*府自身改革。*府应通过反腐败、打破垄断、简*放权，改革行*管理体制、*府*绩考核机制等，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扫清障碍。
体制改革要有轻重缓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府管理体制、要素供给、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革等众多领域，点多面广，必须要制定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把握好改革的重点、时序和节奏。近期要重点推动*府管理体制、行*审批制度、垄断行业、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资源能源价格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于短期内增加有效供给，助推需求增长，解决短期经济增速下滑问题，为中长期改革发展赢得时间。中长期要重点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的重大改革，致力于优化要素供给结构、提升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为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创造制度环境。
八、应扩大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要缩减福利。一些人受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影响，把供给侧改革片面理解为里根、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实施的福利紧缩*策。事实上，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并没有达到“泛福利化”程度，与所谓“高福利病”更是相距甚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和权益结构分配失衡矛盾还很突出。从供给上看，保障水平总体依然偏低，多层次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在失能群体照护、灾难性卫生支出救助等关键领域还存在明显福利缺项。从分配上看，公共服务资源分布还不均衡，高品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及养老服务能力更多地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聚，农村福利水平远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公共服务的低水平和社保制度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社会消费意愿不能顺利转化为有效需求，已经成为制约宏观经济供需均衡的“动脉栓塞”。以扩大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为着力点，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顺畅供需均衡通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目标。
供给侧改革不能撒福利“胡椒面”。扩大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切忌平均用力、小打小闹，要以补短板、调结构和转方式为抓手，针对盲点、痛点和增长点，精准发力打通福利供给侧的任督二脉。一是要补足保障短板，把财*资金更多投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福利的民生保障项目，做好*策间统筹衔接，彻底扫除保障盲点和空白，编密织牢社会托底安全网。二是要优化福利结构，在供给上更多面向医疗、养老、就学、就业、住房等老百姓关心领域发力，提高保障获得感。在资源分配上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人员倾斜，加快优质资源下沉，改善公平程度。三是创新供给方式，通过公建民营等多种公私合作方式提高资源投入的福利产出能力，削减无效供给。利用新技术触发互联网医疗、智能养老等福利供给革命，解决“看病难”、“养老难”等瓶颈问题。
（作者：马晓河刘现伟郭丽岩李大伟卞靖关博）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立场）（本
原文刊登在《东北亚论坛》年第6期：25-38页。
［摘要］推动世界体系持续演进的动力是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面对“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激化、新兴经济体实力提升，资本主义阵营将体系轴心化收缩，又因其内部利益矛盾和价值观分歧导致核心结构趋于涣散，使得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呈现“坍缩”态势。目前这种态势在七国集团（G7）即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冷战结束后，G7相继经历扩张、波动和坍缩三个衍化阶段。年以来，G7出现金融危机应对乏力、*治立场分歧扩大和全球治理议程拖沓等弊端，其中的美国轴心化秩序理念已然无法适应现实需要，使得该集团正面临着因利益冲突激化、机制低效与失衡而引发的规范退化问题。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重心转移，新兴国家参与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益增强，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一些新型复合机制将显著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演进方向。
［关键词］世界体系；全球化；七国集团；资本主义阵营；规范退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17DDA）
［作者简介］钮维敢，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谈东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一、当代世界体系的扩张进程面临现实阻碍
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并进入漫长的扩张期和中心转移过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相继建立，体系内各国劳动分工差异增大，金融垄断与实体生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调整贯穿其中。［1］在此历史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继承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阵营[1]占据主导权的世界体系理论。他把社会阶级体系置于更为宏观的全球视域，将世界视为一种具备边界、结构、成员群体、规范和普遍联系性的社会体系——相互冲突的力量既紧密联系、又将体系分割成逐利的数个群体。［2］基于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将世界体系分为“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两种。不同于以单一*治制度联系成员的世界帝国，从16世纪西欧兴起的世界经济以成员间的经济关系维持结构，没有统一的*治中心，经济因素可以被自由调动，从而使市场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伴随着不同类型行为体间的不平等交换态势、剩余价值转移方向、资本积累状况及依附性发展等方面的长期衍化，国际关系逐步形成具有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换言之，现代世界体系得以立足和发展依赖于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其中，既定成员调整利益关系、新成员（包括尚未形成现代国家的殖民地）融入市场和成员自身变迁的过程影响着世界经济，即“核心—边缘”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动力。
冷战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而告终，相较于步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西方学界视为资本主义阵营于世界经济与*治方面的巨大胜利，最为典型的即“历史终结论”。众多转轨国家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奉为金科玉律，积极争取在世界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含义由提高发展水平转向建立民主*体，融入世界体系的新边缘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工业化，努力从高度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足够支付*治转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的份额。［3］对此，它们采取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体现西方经济制度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分别被拉美和原苏东国家快速复制。如今，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使是阵营之外秉持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也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另外，现代世界体系的制度化产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成为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权威机制，每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贸易总额占全球年贸易总量的绝大部分。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体系演进潜藏着衰变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深刻体现在世界市场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中。沃勒斯坦本人曾在年的访谈中提到，“今天我们有一个覆盖了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体系。”他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4］主导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其大国成员，但结构内外矛盾有了两方面的新内涵。
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为体系吸纳更多新成员以拓宽世界市场范围的横向扩张已接近极限，维持结构稳定的迫切性远高于扩展结构外延。长期以“扩张优先”补偿“短暂让步”的逻辑已然很难维持“核心—边缘”结构中的差距。在理论层面引入对“半边缘”阶层“膨胀”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该结构的稳固性和合理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沃勒斯坦创造性的“半边缘”概念源于西方学界维护既定世界体系的潜意识［5］，而在无*府状态下依赖市场调节来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际社会无疑是一个伪命题。新自由主义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并非如普遍认知的那样赶超发达国家，其竞争优势仅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群体而言，国际贫富差距总体上仍呈扩大趋势。［6］
另一方面，体系的纵向扩张即成员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面临现实阻碍，来自核心国家社会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当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秩序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所牵引，体系成员的分工资格和角色与其内外部的*治变革或社会思潮紧密联系，世界市场必然相应地承受资本主义阵营制度安排的负面效应。比如转型国家同步实施*治经济改革，在民主质量不高与经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换取双向市场准入和外部援助资格，鼓励自由化的西方学者认为*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进程相互促进，对于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持乐观态度。［7］虽然有实证研究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并不存在“民主化逆转市场化”的现象，认为*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完全可以兼容［8］，但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或照搬照抄的弊端是客观存在的，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疲软，潜伏危机。
进入21世纪，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遭遇现实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对峙局面，理论上*治民主可以规制的经济民粹主义问题却出现萌芽。［9］尤其在年金融危机后，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质疑声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和巴黎“*背心”运动等社会事件。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衍化，引发核心国家较低端产业利益集团和从业民众的不满，精英阶层营造充斥谎言的舆论，既剑指低端就业机会被边缘国家“夺取”，又围堵新兴国家高端产业的崛起，进而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的反全球化*策和全球治理缺位，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濒临恶性循环。
针对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研判颇为丰富。有研究者估算年至年世界总体利润率，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该规律，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存在隐患。［10］有学者解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西方的缺失”——西方世界的此种焦虑，背后是国内极端势力动摇*治基础、美欧立场分歧、非西方国家影响力增长和世界市场扩张为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冲击，未来世界体系的健康发展必须突破意识形态边界。［11］还有研究判断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位置，提出修正“核心—边缘”两元分立的三层或四层结构新理论。［12］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一构成世界经济重大影响的事件，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建立在贸易失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迎来深刻变革。［13］在对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认识中，有研究者也强调世界格局的动荡仍缘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如国际垄断资本过度攫取利益、新自由主义弊病爆发、落后国家治理失败、拜物教的大众化洗脑和体系的封闭循环等。［14］可见，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的相关研究也无一不明确指向其内在矛盾。把握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新特征、厘清核心结构稳定性背后的新变化，对于中国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理论上现代世界体系长期保持的扩张状态在当代面临现实阻碍，呈现出边缘向内收缩、核心结构涣散的“坍缩”态势。[2]那么，亟待讨论的问题是，身处核心结构、主导世界市场秩序的资本主义阵营，缘何又如何在与边缘国家的互动中造成体系坍缩态势？应该怎样认识和应对这种态势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
二、资本主义阵营动机、行为与当代世界体系坍缩
根据“核心—边缘”逻辑，资本主义阵营的动机及相应行为是当代世界体系发生坍缩的主要因素。在霸权稳定论学者看来，霸权的存在对于建立和维护自由的世界市场秩序必不可少，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作为另两种前提条件从属于霸权。［15］有学者构造动态优化模型，揭示世界经济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行为特征，即通过稳定的对外掠夺量来最大化净收益。［16］那么，当霸权相对衰弱、权力重心偏移、对外掠夺量受到影响时，既定霸权国必然采取进攻或防御型策略，即使新兴国家客观上尚未构成挑战。因此，占据霸权地位的核心国家正凭借其实力和机制优势影响国际秩序，从而引发世界体系坍缩。
（一）资本主义阵营正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
当代世界体系的坍缩态势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核心衰变的背景下强行推进体系轴心化[3]所导致的——体系长期保持但放缓的扩张力逐渐难以抵挡住短期内喷薄的反扩张力冲击，致使体系秩序及其核心结构均遭到破坏。这种短期内“适得其反”的变化是资本主义阵营试图巩固其世界体系主导权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促使该阵营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的因素有二。
因素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导致的“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激化。
世界市场能为核心与边缘国家都带来经济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秩序的固有弊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能强化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在二战后“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加深的背景下，经济和制度性工作更加有效而*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国家对福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