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0/12/22 13:53:00
年10月29日经济研究所大会议室年10月29日下午，十月下旬的经济所双周研讨会-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与对外交流-在所大会议室举行。《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高超群研究员担任主持，《经济学动态》副主编胡家勇研究员担任点评嘉宾，《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担任主讲。经济所徐建生研究员、袁为鹏研究员，苏金花研究员等30余位所内外科研学者，媒体、经济所在读研究生一同参会。主讲人魏众主讲人魏众在主题研讨“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与对外交流”的发言中表示，他在研究中国改革史和思想史时发现，国内和国外的相关研究视角完全不同，国内的改革历史大多强调领袖人物个人的作用，国外研究中，虽然也提及很多领袖的作用，对中国改革与实践的评论总体也是正面的，但也会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的情况提出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比较典型如环境问题，国外的研究者在年左右就开始讲中国环境方面的问题。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经验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上述因研究视角不同而产生的问题，魏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魏众表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之初就已经发现该模式在中国执行会产生一些问题，于是中国的经济学界曾经考虑走一条更适合国情的道路，此后*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请经济所的孙冶方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市场机制进行讨论。年开始了按劳分配的讨论，中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由此开始。之后，魏众通过中国派出经贸代表团前往西欧、日本、东欧、港澳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以及考察归来后我国的具体实践，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了中国经济思想解放的详细过程。在介绍解放思想的历史过程中，魏众举出有三个典型人物：大来佐武郎，恩格斯和古托夫斯基。魏众介绍说，大来佐武郎在年所提出的两个建议：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建立一个对市场敏感的体制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与谷牧所接受，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为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是对我国*府官员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作用。来自联邦德国的恩格斯给中国的官员们主讲的是南斯拉夫和德国西德企业制度，并且特别推荐了奥塔锡克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魏众特别指出，经他考证，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侄孙关系。另一位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在财税金融领域向我国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尤其以介绍战后恢复时期，如何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物资短缺的经验，获得的认同最多，魏众认为，我国最早邀请的欧美专家，都具有3个共同的特点：1.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大来佐武郎直接参与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策研究，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他也是重要参与者，日本战后首个经济建设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古托夫斯基是时任德国（西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相关的研究。2.在*策咨询方面有丰富的经验。3.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分别对日德战争后经济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随后魏众介绍说，在思想启蒙后，我国又陆续邀请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著名经济转型专家来中国访问，讲课。其中有来自南斯拉夫的经济学马克西莫维奇，苏东理论转型专家和实践专家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等人。他们的到来让中国了解到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中央决策层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魏众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央的高层决策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照搬他国经验，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加入中国自己的经验，一切从国情出发，确保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通过思想启蒙与交流，不仅在经济决策层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式。魏众介绍说，《世界经济》编辑部年1月邀请的国内专家进行座谈，在座谈上提出，西方经济学在某些局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非常精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了客观实际状况，并指出15个值得借鉴的具体理论。随后我国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定期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共讲了60次，内容涵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学，苏东的经济改革思想等。后来讲座内容汇编成《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正式出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还组织翻译出版了17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涵盖了当时经济学各个学科的经典的论文。除了研究会，国外专家学者也为中国学者办过几个西方经济理论的研习班，著名的颐和园讲习班就是其中之一。魏众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国内学者分析的问题，开始有一些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影子，通过年莫干山会议，拥有西方经济学思维的青年学者开始走上前台，为国家*策服务。此外，魏众还发现，在那个时期，世界银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式在中国的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由于世界银行的介入，促成了年的莫干山会议，会议讨论主题围绕苏东转型和经济改革，在会上苏东代表团团长布鲁斯主张中国的改革应该采用类似休克疗法的做法，可以实现快速完成，成本较低，但中方以薛暮桥、廖季立为首的代表们不认可布鲁斯的观点，他们指出中国当时面临着双重转型，不仅仅有类似苏东转型的情况，还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大问题，应该走一个渐进式转型路。后来双方达成一致，同意中国提出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魏众表示，从他看到资料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讨论当中确立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此后的巴山轮会议上，参会外方专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向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策工具。魏众认为，在西方经济学引入过程当中，中外学者各自分工，中国学者是介绍流派，办讲习班介绍工具。世界银行通过报告，让中国看到如何使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问题，巴山轮会议主要是引入了宏观分析工具，从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策制定中开始发挥作用。之后，魏众结论说：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思想解放才有中外交流，也才会有之后的中国经济发生转型。同时，思想解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影响很大，它促使当时中国学界突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以拿来主义的开放心态广泛吸取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经济思想，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萌芽，并使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的发展。中央决策层通过思想解放，开始广招贤才，博采众长，频繁与学界深入互动，以“取其精华”的态度对待各种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审时度势，择善从之，逐步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路径和体制改革目标。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通过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通过决策层和中外学界的良性互动，中国找到了最初的那几块石头。随后点评嘉宾胡家勇研究员发表了点评观点。胡家勇通过讲述自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肯定了魏众研究的价值，并认为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对自己的启发很大，例如古托夫斯基关于物资比较短缺怎么样解决的问题。在之后的提问环节，魏众就劳动分配，陈云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做的事情，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没有在我国应用的南斯拉夫经验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回答。（蒋维慎供稿）（编稿：张佶烨、孙小雨；审校：王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