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俄罗斯电影《小偷》剧照
知道了市场是什么，也就知道了市场不是什么。市场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集合，市场不是符号集合。
对市场经济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把市场理解为他们在市场经济国家看到的种种具体形态——也就是符号。比如超市、卖场、银行，当然还有制度层面的私有制、股份公司、进出口贸易、金融自由化等等。
于是，在他们看来，市场化改革就是凑齐这些符号的过程。缺哪个，直接照葫芦画瓢复制哪个。复制齐了这套市场符号，市场化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他们不明白，这些符号是那个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种种具体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只对原来那个问题有效，对别人或许有启发作用，但也仅仅有启发作用。
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成功得多。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积累而成。每个解决方案都成功地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这些成功的解决方案累计在一起，当然会构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
俄罗斯的改革差不多就是一个拼凑市场符号的过程。
中俄改革对比在苏联后期，苏联人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厨房中的不同*见者”。由于苏联的住宅设计特点，人们的厨房往往同时也是饭厅和客厅，朋友们来了聚会，还会成为演讲厅和会议室。
这个时候的苏联，*治压制已经不像斯大林时期那么严酷，但秘密警察仍然到处打探人们的动向。在公开场合讨论国家和社会事务，还是很不安全。于是，厨房就成了大家谈天说地的地方。人们聚集在厨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伏特加，一边尽情地嘲笑可笑的当局，编出各种*治笑话，谈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交换着各种来自西方的消息和最新观点，憧憬变革后的美好社会……厨房对于苏联人，就好像沙龙对于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人。
正在无数个厨房里，苏联人形成了对改革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苏联人迎来了柏林墙的倒塌、苏东剧变、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的剧烈转型……
在多年的厨房讨论中，苏联人已经对未来社会有了一套完整的想象。这个想象基本是以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发达社会为蓝本的——其实，苏联对外很封闭，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过西方国家。但他们对苏联和西方表面上的差异非常敏感：选举、新闻自由、私有化、反共，等等。换句话说，每个苏联人心中，都积累了一大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符号。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美国人拿来了“休克疗法”。简短的休克期显然只够用来复制一批符号。年初，休克疗法开始。最终以失败告终。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
虽然俄罗斯0年代的改革惨淡无比，而中国的改革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但在当时却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那就是认为俄罗斯改革是“先难后易”，中国则是“先易后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改革虽然初期很顺利，但以后将越来越困难，并早晚陷入崩溃，而俄罗斯只要熬过最初的困难期，以后就会一帆风顺，发展越来越快了。
到今天，已经见不到有人还持有这种观点了。中俄两国的改革对比，结果太明显了。即使是依然不看好中国的人，也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或者俄罗斯的改革道路优于中国。
导致中俄两国改革差异的原因，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俄罗斯0年代的改革，简直像小学生一样唯恐西方的老师不满意。他们拿着教科书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改革方案，复制了一个又一个市场经济符号：私有化、证券化、开放市场、解散国企……这些符号，看上去都非常正确，可是，并不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套整体性大计划。
中国则是先解决有能力解决的具体问题，遇到太困难太复杂的问题，就绕开或者搁置。以后机会成熟了再说。
对于休克疗法那样的整体性大计划来说，困难和挫折不但不会让人知难而退，反而会引发更激进、更整体的计划。人们会说，不成功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应该更彻底。我们需要更宏伟、更深刻的方案。这实际上是另一种计划经济。俄罗斯人是在用计划、用指令的方式打造市场经济。结果果然令人尴尬。
而改革之初的中国领导人坦然承认，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改革，他们也不认为世界上有人知道。这样自然也就没有可供复制的市场符号或者整体改革计划。改革中，中国领导人经常说的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而不是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在认可来自基层的成功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做法，然后将之推广到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发布改革计划，让基层的人被动地接受来自上面和外国的改革安排。
按照范本落实市场经济，和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打造市场经济，这两条道路之间的巨大差异，通过中俄两国的国企改革也可以看出来。
中俄两国原来都有大量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之一就是国企改革。中国在成功的农业改革以后，开始进行城市国企改革，但很快就遇到困难。改革被迫暂停。当时，这被认为是见困难绕着走，会给将来留下更大麻烦。
俄罗斯则是迎着困难上，按照西方人提供的市场经济范本，强力推进国企私有化，分发公民私有化债券，强行分拆大型国企等等，措施尽可能彻底，务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彻底私有化。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始的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如果在那时，中国也强力推行国企私有化，会发生什么？
面临的问题一大堆：国企私有化，谁有钱来买？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几十元的时代，谁有钱买下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值多少钱？或者说，如何给资产定价？谁懂资产评估、企业并购方面的知识？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经理人等等，到哪里去找？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那时中国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怎样进行企业资产交易？连个会写合同的人都找不到。
这一大堆问题，根本无从解决。这时强行推行国企私有化，结果就只能像俄罗斯那样一哄而上，乱七八糟，转眼间弄出一大堆侵吞国有资产的巨富。注意，他们可不是企业家。
中国承认对市场经济很无知，从解决一个个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入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外资开放市场，向来投资的外国人学习各种市场知识，建立股票市场，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积累各种管理经验，逐渐完善各项法律……
到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资产交易市场。中石油、工商银行这样的央企还去境外上市。上市企业到底价格多少，一目了然。同时，关于企业并购的各种人才大量出现。各种配套制度也日臻完整。如果有人想要并购企业，只要有钱，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专门的人才。
这意味着，原来属于*治性、原则性问题的国企私有化，在中国已经转化为技术性操作问题。如果各种具体问题都没解决，国企私有化就是一个“yesorno”的原则问题。决定这个重大问题只能通过议会里的争吵和表决。但国企大量上市以后，如果*府想要减持，也就是进行国企私有化，在股市上出售股票即可，可以1%、1%地慢慢来。并不需要一刀切的表决或者戏剧性变化，媒体都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