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美国大选里，我们频繁地听到了一个词语，那就是民粹主义。由于很多*治性的激进运动都与民粹主义挂上了钩，所以人们习惯性地把从激进运动中看到的“恶”等同于说民粹主义就是“恶”。但民粹主义真的就是“恶”的吗？还有一种观点是：特朗普的胜利是社会底层向精英阶层的反抗，是美国民粹主义的胜利……这些看法合理吗？
11月18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多功能礼堂内座无虚席，第六届中山大传播学院“媒体·变革”论坛（）第一讲迎来了中国知名的*治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他以严谨而风趣的思辩论说，根植于学问涵养的从容大气，对美国特朗普当选所带来的种种争议进行了剥茧抽丝的精彩分析。他认为，必须以历史和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民粹主义对于美国社会乃至当今全世界的影响，而不能做简单的道德判断。
11月18日晚，刘擎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媒体·变革”论坛上演讲。张晓敏／摄
特朗普获胜并非社会底层的胜利
大选结束后，各种真假难辨的分析观点甚嚣尘上，但许多评论都缺乏足够的调查考证。刘擎从投票人口学发布的数据和*治社会学分析的角度出发，质疑时下许多流行的说法：首先，特朗普的获胜并不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胜利，而是强劲地表达了一部分沉默者的呼声。根据最新的计票结果，克林顿的民众选票（popularvote）超过特朗普万张（优势率1.01%），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就选举人票而言，三个关键州（密执安，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的竞争非常激烈，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超出对手的选票加起来不过10.3万张，也就是说，如果其中有5.2万人倒向另一边，克林顿就会多得46张选举人票而当选。这是非常接近的一场大选。
其次，从人口族裔的分布来看，美国虽然是种族多样性很高的国家，但白人还是主体，投标选民中白人的比例高达70%，而在这部分人中，特朗普赢得多于克林顿21%的（大约万多张）选票。所以这次美国大选的种族性相当显著，特朗普的胜出主要依靠了白人支持者。
再次，就所谓“底层”与“精英”的分野而言，经济阶层与文化阶层形成鲜明的反差。对社会阶层的界定通常以经济收入来划分，就此而言，克林顿在选民占比三分之一强的中下层（家庭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群中占据很大的优势，超出特朗普11-12%；而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在选民占比三分之一弱的中上层（家庭年收入在5-10万美元），获得选票多出克林顿4%，而在另外三分之一较高和高收入的人群（10万美元以上）中特朗普大约有1-2%的优势。因此，就经济收入而言，特朗普获胜绝非是代表底层民众的胜利。但从教育程度来看，情况恰恰相反。在选民占比一半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特朗普获得更高的支持（高中毕业及以下人群中有6%的优势，未达本科毕业的人群中有9%的优势），而克林顿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另一半选民中的支持率更高（在本科毕业人群中有4%的优势，在研究生以上的人群中有21%的优势）。因此，克林顿在文化精英中具有更多的支持者。
此外，以区域分布来看特朗普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克林顿赢得了城市（人口在5万以上），而特朗普则赢了郊区和农村。另外，从议题倾向来看，克林顿的优势在于在经济议题（超出对手10%）和外交*策（超出26%）方面，而特朗普更具优势的议题在于移民（超出对手32%）和恐怖主义（超出18%）。针对学生提出的“如何理解华人普遍支持特朗普这一现象”，刘擎老师从税收和教育*策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华裔美国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与美国亚裔人群的整体选择出现较大差异。
刘擎总结说，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主要的关切在于身份认同与安全议题，白人、低教育的、居住在郊区和农村的人群、以及收入中上和富裕阶层更倾斜于特朗普。这一分析挑战了经济议题决定论和底层人民胜利的流行观点。
民粹主义的“污名化”需要重新审视
刘擎指出，民粹主义的严格定义并不清晰，但总的倾向是将人民的意愿作为最高的*治诉求和目标。就此而言，民粹主义是内在于民主*治的一个倾向，在现代民主的源头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而在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并不总是一个贬义词。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派就是“人民*”，也曾发挥过进步的*治影响。同时，有历史学家区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阶级取向的和种族取向的民粹主义，或者是历史学家GaryGerst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区别。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桑德斯代表了前一种传统，而特朗普是后者的代表。
当然，民粹主义有其危险的一面。首先，实际的民众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总体，尤其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中，诉诸“人民的名义”总会忽视和压制一部人的意愿；其次，不问对错，只问“意愿”在*治上是危险的。民众的意愿，甚至是大部分民众的意愿，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因此，当代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都是宪*民主制度，要以宪*规范来约束“民意”的可能危险。宪*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是现代*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但是，民粹主义的确有助于冲击体制的僵硬固化，尤其是当这个体制忽视或背弃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这种冲击是必要的，会给*治变革注入新的动力。美国*治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民粹主义的冲击，但制度对于民粹主义的诉求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驯化”其“野性”的冲击力，在立法和公共*策方面做出调整，从而将民粹主义的力量吸纳或“收编”到既定体制之中，推动制度的渐进改革。这就是美国*治的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其中，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着这个双重性。《独立宣言》是相当激进的权利宣言，“所有人生而平等”是一种激进的理想，但当时不可能全部兑现。而费城通过的《美国宪法》则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性，使“新大陆的*治”获得基本的秩序。
刘擎认为，应当看到民粹主义的两面性，而美国的*治机制一直具有很强的调试能力，在努力吸纳和收编民粹主义诉求的同时保持*体的基本稳定，不至于被激进主义所颠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特出的例子。然后，在资本、人口、物资和信息高度流动的全球化浪潮中，这个*治机制是否会面临新的更高的风险？是否还有足够的弹性来应对挑战？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抵制全球化风险的诉求，但在当今美国民众价值取向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他能否有所作为或者有多大的作为，是令人质疑的。
特朗普会被体制“驯化”吗？
特朗普的当选确实对体制的惯性，尤其是自由派进步主义的惯性造成了冲击，但他未必能兑现许多极端的承诺。刘擎回顾说，年奥巴马在竞选中曾大声疾呼要用“人民的*治”取代“华盛顿的*治”，这也有很明显的反建制倾向，虽然是另一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当时他被保守派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有人称他是“斯大林主义者”。当他当选之后，实际上实施和完成的改变远不是那么激进，在野的变革者和当*者是不同的*治角色，另外，他也受到参众两院的限制，这是宪*制衡的作用。那么特朗普能够走多远呢？
刘擎分析指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试图恢复某种传统的狭义的美国认同，所谓“正宗的美国人”身份。但“正统美国”本身的概念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文化主流正统。而另一方面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宪*等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美国认同的“正统”。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国的正统？比如马丁·路德·金代表的理想是美国的正统还是异端呢？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通过诉诸狭义种族性的“纯正美国人”以及美国优先的口号，使得部分沉默的民众（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声音汇聚起来，显现为*治力量，但他的困难在于，试图通过排斥一部分民众而定义一个狭义的“美国人民”，这必定遭遇一些强劲的抵制，而这种抵制也来自美国的传统。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让“美国再次分化”，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几天，已经显得温和许多了，他或许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危险，但他能有多少积极的作为还是令人怀疑的。但刘擎坦承，有朋友提醒他，特朗普一再让人“大跌眼镜”，那么执*之后也未必不会让人再次感到出乎意料。因此，现在可能应当以更开放的态度来观察的判断。毕竟，这次美国大选提示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可以让自己变得多么盲目。
民粹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
实际上，民主*自由派主张的“*治正确”本身也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是那种信奉普遍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民粹主义诉求。这种运动通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以及漫长的“冲击与吸纳”过程，占据了今天美国*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刘擎认为，这种进步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道德理想价值，但同时理想的实现是有“成本的”，不只是经济成本，还有秩序的成本，而当今许多美国人感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没有被公平的分担，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一些美国民众的确强烈感到，在这种社会进步中他们的声音反而被忽视，他们的利益反而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而公平本身恰恰也是进步主义内在的价值诉求。未能平衡地考虑这些人的不满甚至怨恨，这是希拉里·克林顿整个选举战略中一个重要失误（而比尔·克林顿却对此有更清晰的意识，只是他的意见没有对希拉里发生多少影响）。
刘擎认为，民粹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加强民主的活力，却又不至于颠覆民主*治的秩序本身。他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说，民粹主义可能是民主*治“必要的恶”：它是危险的，却也是必要的。早在半个世纪前，历史学家C.V.Woodward就回应了一些贬低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应当预期甚至希望“将会有未来的巨变来冲击（shock）当权者和特权者，从而为民主的健康提供一种似乎是必要的周期性的治疗”。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健康而言是一种“休克疗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
（以上文章经过发言者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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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艺张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