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大行其道，不仅被奉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策，更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受此影响，中国也不乏主张按照上述“三化”路径进行经济改革的言论，甚至把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广泛流布的同时就广受质疑，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其衰落势头更加明显。新自由主义的逐步褪色，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去放任归干预：“新自由”进入下降周期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经济理论出现的，谓之“自由主义”，是因为它同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紧密关联，如它们都在“利己”这个根本人性假设下，相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能力，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等等。由于理论基点的相通，新自由主义属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版，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较之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时代背景新，前者适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是适应资本原始积累需要的理论；后者盛行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阶段，是为缓解国内“滞涨”危机和实行国际扩张服务的理论。二是理论内容新，前者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自由放任，还带有新理论在创立时期易有的“片面深刻性”；后者不仅在学理上更加专业化，也相对更为圆通，而且把自由主义原则扩展到更多领域。三是内在性质新，前者可谓一种*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已远不仅是经济理论，更是*治理论和文化理论，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为垄断资本主义国际扩张服务。
正是这些相同与不同，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命运。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围绕注重“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先后产生过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经济理论，各自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作用。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带来经济虚拟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新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否定过度自由放任，重申国家干预*策，新自由主义于是开启了其运行的“下降周期”，由盛转衰成为必然的趋势。
自创立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由学术而*治化、国际化。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给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带去了灾难性后果。 曾被誉为“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在实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后，几乎卖光了国有企业，导致经济被外国控制，结果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出现全国性动乱，曾经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急剧下降到拉美国家后几位。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不久，根据“哈佛方案”，实行“休克疗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西方化等。结果不到十年时间，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社会动荡不安，丧失了昔日苏联的强大基础，绝大部分产业至今尚未恢复到年的水平。
在西亚和北非，以埃及为例，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埃及的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日渐成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因“改革失败”，甚至沦为国际难民和恐怖主义的源地。
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是发展中国家通向灾难的理论推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到处推行新自由主义，其动机并不在于帮助他国发展经济，而是“圈地掠夺”本性的国际延伸，是“利益至上”思维的世界复制，更是在“本国优先”前提下国内危机矛盾的全球转嫁，意图使对方成为资本主义跨国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自己则稳固享有“宗主国”的超值利润，通往“自由”之路实际上成为通往灾难之路。
在*治上，新自由主义是借全球化之名推进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策略手段。这些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的根本目的，是固化以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治经济秩序，巩固发展其既得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防止陷入其圈套。
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是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思想工具。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制度安排同时具备了“经济体制、*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工具。
当前，我们要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处理好*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实现人类和谐繁荣的全球化做出新的“中国贡献”。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褪色之旅，乃是一些国家真正的通往自由之路。
作者简介：许海，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编辑
本文来源：《前线》杂志年4期。本文系前线杂志社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前线理论圈”，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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