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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Thethirdwave:
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
.
作者:塞缪尔·P·亨廷顿
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治体制向民主*治体制发生的转型，并试图解释发生在年到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摘要
本文是对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反思。本文首先从民主的定义与产生角度来对二战后被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进行正名与去意识形态化。其次回顾历史，分析所谓“第三波”的发生与必然失败的原因。最后就“第三波”的*治影响与后冷战的世界格局指出作为意识形态胜利者的美国被“反噬”以及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第三波民主意识形态国际*治冷战
一、为民主正名
民主概念，古已有之。在古希腊，民主最初表示城邦公民对城邦的直接统治。其具体的方式是官职向公民开放，并通过公民内部平等的抽签来决定官职分配。这种实行抽选的*体被称作“民主*体”。然而，抽选制度在古希腊灭亡后早已随着民主这一概念的衰落而无人问津。经过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议会选举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成为意识形态包装下的代议制民主。[1]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反复强调所谓“民主”的核心就是民众能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方式选出领袖。亨氏将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选举民主的确立过程称为“第一波民主化”，二战后的选举民主制度确立称为“第二波民主化”，而所谓的“第三波”指的是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包括苏东剧变在内的*治变革浪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是这种将代议制选举强行等于民主的错误概念却长期以来大行其道。那么，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这种观点是如何产生的，正确的民主观又该是怎样的。
对于任何*治而言，总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种角色。正如在古代雅典，公民群体作为民主*体下的统治者在雅典总人口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而妇女、奴隶、以及外邦人则作为更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并不参与*治过程。中世纪的西欧，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感召下，天主教会建立了严密的教阶制度和教士选举制度，成为了封建制度下最大的统治者。近代世俗王权的崛起则受到各国贵族的制约，在贵族越强大的国家，议会的作用就越明显，典型的如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色姆议会。议会制度最早便是贵族们维护自身利益，限制国王权力的制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便是国王和贵族，被统治者则是更广大的人民。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有产者取代了依靠血脉的贵族成为了议会制度下的统治者，他们依靠国家权力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也保护自己剥削劳工的“神圣”地位。
事实上，民主概念在近代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作为社会大多数被统治者与被剥削者的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闯入”了统治者的边缘，通过斗争维护自身作为“人”与资产者的平等，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大众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理念。相较于自由民主，社会民主更加注重平等，重视国家的作用，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各国一直在进行着*治和社会的改良，二战后普遍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民主，而作为保守落后*体代表的美国则缺乏社会民主的改革。正因为美国*治缺乏社会民主的成分，又不得不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中与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对抗，所以美国采取了简单、强制、片面的解释，试图通过“类的区分”[2]曲解民主的概念，将民主与自由绑定，与自身绑定，从而为自身意识形态服务。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关于民主的定义在西方阵营内形成了大讨论，一方是传统欧陆学者们在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下重视平等的社会民主，一方是熊彼特[3]、萨托利[4]的选举即民主的自由民主（后来发展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最终熊彼特成为了主流，得到了美国的垂青，也成为了冷战中西方阵营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武器。[5]亨廷顿所代表的冷战的胜利者，自然接受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定义，毕竟在年的美国人看来，历史将由他们来书写。
那么什么是自由民主制度呢？我们来看看熊彼特、萨托利的观点：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将经济生活的竞争移植到*治生活，认为民主*体就是为争取获得领导权的自由竞争。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这样，对于实现民主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价值追求，而是一种“程序方法”，即一种可以衡量的实际存在。民主*体就变成了“那种为作出*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6]。也就是说，民主被局限在选民选举*治家的权力和过程，对于提案、立法、决策等*治过程，则无法适用民主原则，也就与民主毫无关系了，萨托利将之界定为“选举式民主”[7]。对此，杨光斌指出“从此，民主*体被说成是人民通过选举的程序而同意谁领导、谁统治了，也就变成了‘选举式民主’，通过选举式民主而变成了‘同意的*治’。”[8]所谓的“同意的*治”，即“同意被精英统治”的*治。
亨廷顿在书中的定义则更进一步：“民主*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很多中外学者都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了解构。以美国为例，其*治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制约，就是为了防止多数人掌权，美其名曰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少数有产者的财产权。而*治选举作为一轮统治周期的开始，与整个统治周期是毫无关系的，美国人民有拒绝选择统治者的权力，却没有拒绝被统治的权力，甚至没有监督统治的权力。更不要提各种黑箱操作，选区设置，缺乏监督，*争扩大，乃至年初美国*变中的社交媒体与*队的站队，无论哪一样都称不上是民主。事实上，选举这种自诞生之日起就体现着精英主义的制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称为真正的民主。更何况，欧洲各国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社会民主是原有精英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与让步，美国作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治光谱上先天不足，仅有的左派如黑豹*运动被镇压，而去工业化后没有了左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想要作出*治变革难于登天，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民主”更多的是对其自身*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而非一种基于各国历史传统与社会发展提炼出的科学理念与共同追求。在解构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民主话语体系，实现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民主的本质，比如王绍光提出的“代表型民主”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良好尝试。[9]
选举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治程序，我们不应给它强行披上任何意识形态的外衣。作为民众*治参与的一种，中国共产*开创的群众路线或许更接近民主的本质。近年来我国强调要建设“全过程民主”，就是要让民众参与整个*治过程，从议程的设置，决策的产生，到决策的执行与监督，结果的评估与反馈等等。事实上，我们甚至大可以将群众座谈会制度抬高到“座谈会即民主”的高度，然后向他国的年轻人宣传“为什么你们没有与决策者面对面座谈协商的权利？”可是这就犯了与美国类似的意识形态错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常常会说“人民不应该害怕*府，*府应当害怕人民”，然而最不害怕人民的难道不是选举成功后的*客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常说“奴性”，然而真正被驯化的难道不是选举*体下低投票率的民众吗？
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首先就要摒弃将民主等同于选举*体的错误认识。民主是根植于民众心中的共识，是一种集体的主人翁精神，基于这种共识产生的*治参与方式能满足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能体现平等与正义，产生的执*者能真正代表人民，我们便可以称这类*治是民主的，是我们应当追求的。
”
[1]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J].经济导刊,(06):62-71.
[2]杨光斌.*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5(04):2-15.
[3]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美籍奥地利*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标志着民主理论由人民直接统治的古典民主向现代的选举民主的重大转变。
[4]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意大利人，后加入美国国籍。当代著名*治思想家，年出生于佛罗伦萨。著有《民主新论》。
[5]张飞岸.走出民主危机:从自由民主向社会民主的回归[J].探索,(06):59-64.
[6]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
[7]同上
[8]杨光斌.*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5(04):2-15.
[9]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J].开放时代,(02):-+8-9.
”
二、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
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回顾“第三波”以来的世界，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借用物理学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个世界自冷战后期以来，正由低熵变得越来越高熵[1]。换言之，构成群体认同的共识正在变得稀缺，社会正变得愈发混乱和无序。从世界各地的极端思想到身份割裂与建立在这一脆弱认同上的*治，无一不显示着世界正在走向不稳定。而这种混乱的根源，笔者认为，即来源于亨廷顿所言之“第三波”，也就是将自由民主制度强行推行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而互联网的普及只是放大了这一体制下的弊端，并让它永远无法被弥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接管了英法的原有殖民体系，通过援助，意识形态输出，扶植代理人，*事保护等方式将冷战的战场扩展到了全世界。小国的内*也是大国角力的战场，换言之，身处这样的世界中，对于除联合国“五常”以外的国家来说，保证主权独立是很难的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后的世界中，大多数国家都是高度集权的大*府模式，无论是**府，强人*治，革命*，都是有着高度组织力和较为封闭的*治形式，所谓封闭，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种保全国家主权独立和*治稳定的必然选择。而二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这些国家抵御美苏“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应激反应与最后手段，民族主义成为了这些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着和平的持续，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叙事无法再激起民众的普遍认同，社会价值的分化不可避免，如何在长期的和平年代维持合法性与普遍的认同成为了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相比较来看，中国形成“中华”的共识用了周秦汉上千年（不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主要靠意识形态维持共识与合法性），欧洲各国从贵族帝国到民族国家也用了几百年。对于历史较为长久的国家，其认同也更为深厚，很难陷入分裂。而对于那些新生国家来说，在国家构建尚未完成的阶段，一旦失去了统一的集权，便会很容易陷入民族/宗教/地域的冲突与分裂，因为现代*治某种程度上是“认同感*治”，没有超越民族/宗教/地域的国家认同，国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笔者较为认同赵鼎新关于国家合法性的观点，也就是民众对国家*权普遍认同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意识形态、程序/法律、绩效[2]。以此为分析框架去分析“第三波”中的国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治变迁本质上就是原有合法性逐渐消失，而由新的合法性替代之的过程。二战后初期主要由民族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在和平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失去了民族主义必要的“敌人”，各国转而依靠发展经济，也就是绩效合法性；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但是在七十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挫败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合法性迅速衰退，第三世界国家孱弱的认同变得摇摇欲坠，于是自然在受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转向唯制度论的程序合法性。
那么，为什么说“第三波”中的自由民主制度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加剧分裂、效率低下。
首先是加剧分裂，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不具备原生的底层共识，比如欧洲的民族意识，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美苏的意识形态，没有共识的群体首先的任务是构建共识，而非追求所谓的程序正义。首先，因为这种程序本质上是舶来品，建立在舶来品上的共识严重依靠程序来源地的发达，否则一旦作为程序来源地的美国衰落，自身则又会陷入合法性危机，而届时“本土派”和“国际派”又会产生巨大的分裂。其次，在缺乏底层共识的国家建立多*制竞争制度则更无益于建立底层共识，因为一切关乎“人”的分歧都可成为*治议题并进行合法的竞争——在国家行*力量强的地方是竞争，在国家力量弱的地方则是冲突乃至分裂，典型的如铁托逝世后的南斯拉夫。最后，在契约精神不被普遍认同的地区，*权的交接又会产生“夺权派”和“秩序派”的冲突——僭主并不是在每个地区都不道德，在这种地区*治稳定就如同痴人说梦，这也是所谓“威权主义”回潮的重要原因。
至于效率低下，则主要有三种原因。第一，对于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统治者，其最大的目标仅仅是赢得选票，在当选后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对其执*情况进行监督和施压，这必然导致行*效率，也就是作为绩效的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主要目标。而当选后的执*者比起为民众谋利益，更多地是为自身以及帮助自己竞选的利益集团谋利益，这进一步导致了*治腐败和效率低下。第二，发达国家能够“玩得起”选举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怕执*者更换的“折腾”，就像某种程度上汉弗莱爵士而不是吉姆·哈克才是大不列颠的实际执*人一样[3]。第三世界国家既缺乏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也缺乏建立和运行科层官僚制度的时间，其行*体系受执*者更替的影响较大，经不起“折腾”，自然会导致国家行*效率低下。第三，提高了上层建筑的运行成本。社会资源在任何地方都是有限的，而选举*治下的职业*客、司法独立后的律师群体等是不参与社会生产的，与之相反，他们在进行*治活动时却需要花费大量社会资源。因此在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搞自由民主*治，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国家发展效率的降低。
”
[1]熵是用来度量混乱的变量，熵值越高，混乱程度就越高。熵增原理：宇宙中的事物都有自发变得更混乱的倾向，也就是说熵会不断增加。
[2]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学术月刊,,48(08):-.
[3]参见英剧：《Yes,PrimeMinister()》
”
三、*治遗产与*治遗*
“第三波”的胜利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是美国拓展势力范围的胜利，而非民主的胜利，发展的胜利。“第三波”主要的*治遗产，也就是塑造了自由民主的神话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风行。今天看来，这些由美国创造的所谓的*治遗产无一不变成了反噬其自身的*治遗*，因为究其本质，这三者实际上都是美帝国确立世界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表现，而美国的失败则会导致美国主导的一切失败。
在九十年代，全世界都对美国构建的自由民主神话深信不疑，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其自身的一大弊病就是没有对冷战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必要的打击和更新换代，导致在后冷战的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主导的痕迹依然很重。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普世帝国，那么这个国家的内*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纵观历史，无论是东亚的儒家帝国，还是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皆知“道术之分”，即不能将国家统治和治理全盘由宗教/信仰/道德主导，古代中国的“外儒内法”便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的错误就在于其行事逻辑过度由意识形态主导，美国就像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为此不惜发动伊拉克战争自损信誉。战后美国按照最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重建了伊拉克，然而伊拉克从此陷入了战争冲突的泥潭。年“阿拉伯之春”后，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难民潮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失败。可以说，美国受意识形态的荼*亲手摧毁了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将这一*治遗产变成了*治遗*。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同样是美帝国推行全球经济霸权的手段，这种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呢？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背后，是对国家权力的全面削弱。试问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哪有经济完全不需要国家干预的时候呢？没有国家权力的保护，各国经济只会变成强势资本的殖民地。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原社会主义国家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无一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在这一过程中还随着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如波兰最大的国营钢铁公司，当时的市场估值为10亿美元，然而在“休克”中被意大利一家企业以万美元的价格收购[1]，这样的例子还数不胜数。这种经济*策，在短期内对美国好像是有利的，可是长期来看，新古典自由主义就像慢性*药，因为对于靠金融资本就能收割世界财富的美国来说，国内必然会出现就业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波动性大等社会问题。年金融危机就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对美国的反噬，而特朗普的上台更是凸显了产业衰落后中部老工业区与东西海岸金融区的对立和分裂。有意思的是，在极右的经济*策背景下，美国解决国内问题的方法竟然是极左的“直接发钱”。可见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治遗产最终也变成了美帝国无法解决的*治遗*。
历史终结了吗？我想历史没有终结，只会在一个又一个运动周期中螺旋上升，随着*治遗产变成*治遗*，过去四十年美帝国主导的历史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笔者相信，新的历史运动周期即将到来。[2]
”
[1][美]威廉?恩道尔:《虚假的民主》,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年
[2]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J].社会学评论,,7(01):3-17.
”
四、总结
发展现代*治，必然需要实现*治民主，然而《第三波》中的民主显然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拯救民主，首先要从为民主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开始。通过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社会历史分析，本文得出了自由民主制度不适合，也必然会失败的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本文鼓励世界各国发展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而不是迷信意识形态包装下的自由民主神话。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第三波”的*治遗产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治遗*，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作为代表新兴力量的一方，应当以史为鉴，重塑全球治理与发展，为人类文明的明天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治学新走向：历史*治学[J].社会科学文摘,(01):17-20.
[2]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J].社会学评论,,7(01):3-17.
[3]陈晓律.第三波之后的民主“困惑”[J].史学集刊,(03):15-23+81.
[4]张飞岸.走出民主危机:从自由民主向社会民主的回归[J].探索,(06):59-64.
[5]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J].学术月刊,,48(08):-.
[6]赵卫涛.正确评估“第三波民主化”[J].红旗文稿,(23):33-35.
[7]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J].开放时代,(02):-+8-9.
[8]杨光斌.*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5(04):2-15.
[9]赵鼎新.现代民主的真实面目[J].中国改革,(11):11-15.
[10][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年.
[11][美]威廉?恩道尔：《虚假的民主》，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年.
[12]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J].经济导刊,(06):62-71.
图源网
文/字节排/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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