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石基金以及其它海外资本在中国悄然开展的购买农村土地行动应该引起中国*府的高度重视。美国*府控制下的世界银行为什么极力主张中国“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等亚洲农业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反对土地向资本集中、更不允许土地向国际资本集中？为什么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通过立法严禁境外资本租赁美国的农业土地而中国却放任外资在中国圈地？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难道真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吗？这是中国*府和国内专家迄今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然而，美元资本正借助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机会，即将敲响中国社会崩溃的丧钟。
中国经济体系已经深深陷入在由美国设计并由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美国”和“美元-人民币”的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农业问题，评估农村改革的*策后果。
美国已经控制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美元资本称之为美元的“网络空*”；同时，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详见笔者《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这部分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金融海*”；那些潜伏在中国境内并企图大量收购农村土地的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产业陆*”。肢解中国版图是美国二战以来的长期国家战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进攻目标已经锁定中国。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来自于美国战略东移所形成的正面*事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现和重视以下事实：美国资本的“网络空*”、“金融海*”和“产业陆*”已经包抄了中国*队的经济后方。这才是中国最隐蔽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危险。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66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欧元区、沙特和瑞士这四大外汇储备国的总和。同时，央行9月末外汇占款余额是25.3万亿人民币，几乎可以等同于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换句话说，如果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基础货币，那么，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接近于0；如果以4倍的货币乘数计算，扣除外汇占款所形成的流动性，中国M2数量也接近于0。这说明：美联储已经控制了中国央行、美元已经控制了人民币、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货币主权。如果说美国海*可以在太平洋上封锁中国的能源供给的话，那么，美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潜伏的“金融海*”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体的血液和呼吸。这是中国“流动性困境”的真正根源。明朝的衰败和晚清的瓦解与白银主导下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会重蹈明末与晚清的覆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今天，中国货币主权的再度丢失正结合着农村“二次土改”，演绎着新的毁灭性的故事。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
自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农村土地的分享程度和独占程度，始终决定着社会的繁荣与危机、决定着*权的稳固与瓦解。中国共产*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策，把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了苏区*权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后，随着土改的全面完成，中央领导发现：尽管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家庭，但是，由于农村不同家庭存在男女性别的差异和劳动能力的差异，土地还是向劳动力多的家庭集中，从而产生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主和资本家在粮食和棉花收购过程中，利用个体农民之间的内部竞争和无序状态，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城乡之间的对立和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因此，中央在东北和山西开始试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合作社和高级社等农村生产组织，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组织”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经济制度。中央以点带面在全国推广了这项制度。这一农业制度的历史性创新后来为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领域全民所有制的建立、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可以说，新中国领导人制定的土地制度和农民生产组织制度是中国推动工业化的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执*至今的最重要基石。
土地承包制是一场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去组织化”的改革。当初并没有估计到这场改革会导致现在中国农村重新碎片化、乡村治理黑社会化、农民丧失农产品议价能力等后果；没有想到由此产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三农问题”；更没有想到这场“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会导致*、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经济组织的全面解散和基层*治组织的全面瘫痪，使边疆的基层成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组织等病*大面积扩散的温床。*分裂主义的火焰已经烧到了天安门金水桥旁，遗憾的是，并没有人从*农村“去组织化”之改革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提出对策。如果10年之后*、西藏成为第二个车臣，那么，这项“农村改革成果”应该如何评估？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仅仅敲碎了农民合作组织，而没有打碎土地集体所有制。
随着农村“去组织化”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农村面临两个选择：第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重建农村合作组织（如农业集体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协会和农民金融组织等），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里，重新构建“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经济制度。第二、在土地承包制打碎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废墟上，进一步把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转变为可交易的收益权和所有权（即“土地确权”），彻底瓦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然后，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让农民土地向产业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完成农民与土地的彻底分离，让产业资本及其隐藏在背后的美元资本重新组织和控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以未来国内外大资本推动的土地集中经营代替改革之前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土地集中经营。
所谓“土地确权”的本质就是土地私有化，它类似于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照职工人数平均分配“资产券”的性质，也类似于前苏联按照全体公民人数平均分配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券”的做法，最终为货币持有者廉价收购“资产券”、实现“资产券”集中和形成寡头垄断提供便利。按理说，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土地确权”应该是把土地权属明确到集体组织，而不是把土地“确权”到集体组织当中的劳动者个人。个体农民从集体手中承包的土地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转包的权利，更没有转包收租的权力。如果土地转包可以收租，那么，这项租金本应该归属于土地的集体组织，而不是个人。农民放弃承包地，集体应该收回，并无偿地由其他承包人进行耕种。农民承包者个人收取转包租金没有法理依据，同时也增加了多承包、多种地农民的现实负担。如果弃地农民成为剥削者，种地农民成为被剥削者，那么，这种制度怎么可能鼓励留守农村种地的农民多种地、种好地？
如果种地的农民承接那些放弃耕种的集体土地还要支付“转包租金”即地租，那么，这说明农村所谓的“农民土地承包”已经事实上变质为“农民土地私有”了。目前推行的“土地确权”就是通过法律形式，把当初的“农民土地承包”合法地转变为“农民土地私有”，以达到彻底瓦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目的；同时，通过农村土地确权，为土地进入流通市场并向资本集中创造了条件。中国农村的“二次土改”完全是前苏联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在中国农村的翻版，甚至连指导改革的导师都是一样的：世界银行和接受了美国经济理论洗脑的本土经济杀手。
从目前国务院积极推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舆论导向上看，中国农村改革正在选择第二个模式。如果这样，本届*府将为美元资本大规模赎买农民手中的土地、完成几亿农民与土地的彻底分离、制造数以亿万的失业大*和城乡流民、实现美元资本对中国农业产业的深度控制、完成美元纸片与中国土地资源的转换，扫清制度障碍和交易障碍。如果美元的“网络空*”、“金融海*”和“产业陆*”分别占领了中国的脑袋、钱袋和米袋，那么，美国对中国已经不战而胜。
其实，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土地流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统计表明，与劳动集约化经营相比，资本集约化经营并不会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此外，在资本完成土地赎买之后，货币持有者把纸币转变为土地，农民把土地换成了纸币。在纸币信用体系里，土地一定升值，而纸币一定贬值，农民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无产者。中国社会一旦完成土地向资本的集中，一旦形成几亿的无产者和流民，中国社会必然重演解体的悲剧。
为了维护共产*的执*基础，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府应该悬崖勒马，停止集体所有制的承包地向农民个人进行所谓的“确权”，停止农村土地流转，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底线。
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出路应该是：（1）改变农业财*补贴模式，把财*补贴从“国家财*——农民个人”模式转变为“国家财*——农村集体组织”模式，引导农民回到组织，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2）在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之精神，重建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企业，恢复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相互匹配的农村经济制度；（3）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建设和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网、农资供应物流网、农产品采购网和农村金融服务网，大量吸纳农村青年和大学生在农业保障体系中就业，提高中国农业的后援保障能力，同时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以此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保证中国农业产业稳定与发展的现实出路。
年11月3日凌晨初稿
年11月6日修改
附：
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府财*、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策。
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互动结构示意图如下：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府掌控还是由外国*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策和汇率*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策的指责。即使是在美国驻*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年底的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府官员的任期制、*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美国*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5-1，第期）。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基础货币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的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近十年央行货币*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十年”：由于对国际热钱流入实行宽松*策，导致对内资和中小企业实行紧缩*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流入中国越多，而国内企业资金越紧张、民间利率越高、竞争力越差？在美元主导着人民币发行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只有以下选择：或者引狼入室、拥抱外资；或者海外上市、融入美元版图并成为买办经济的成员；或者逐步走向资金枯竭，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或者逃债；或者破产。
基础货币属于“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在不断的“交易—形成存款和贷款—再交易—再形成存款和贷款”的多次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但是，央行并没有注意到货币乘数背后的秘密。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最先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的经济主体可以第一个捕获商机并获得超额利润，而最后一个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经济主体已经没有商业机会，只能为银行打工。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第一个获得资金的机构可以选择优质的标的物先下手购买，后来获得资金的机构只能追高股价和抬轿子。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不仅表现在货币创造之上，而且表现在超额利润的创造之上。
因此，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基础货币的机构和个人一定占有着这个国家的商业先机，并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美元持有者占据了中国那一特定时期90%以上的最佳商业机会。在中国央行累计发行的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里，美元持有者占据了20万亿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这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的经济现实吗？这正是货币乘数理论背后隐藏的秘密。
如果中国央行的官员可以多接地气，少接洋气，那么，他们一定会听到民间的呼声：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但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利率越来越高，实业越来越难做；外资获取着超额利润，本土实体经济却难以生存。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这一切源于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源于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产品、产值、资源、土地、税收、GDP等经济概念已经不属于国民经济的“顶层范畴”，只有决定和支配上述经济要素的权力才属于国家经济的“顶层范畴”，因为这种权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财富分配。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范畴”，也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近十年来宏观调控*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策与证监会*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策和证监会*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来源：求是理论网余云辉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某高校会计系执教5年，年至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证券行业，拥有15年的证券从业经历，曾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基金部副总经理、交易总部总经理兼战略合作与并购部总经理、德邦证券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现为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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