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昆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的十九大报告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指明，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了“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方位上。未来十年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做到趋利避害。尽管战后的制度设计仍在提供着巨大的稳定性，但是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表明，世界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提升。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具有极其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确定性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预为之谋；同时，更要避免战略冒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受挫。
关于人类的哲学智慧，黑格尔先生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昏后起飞”，而马克思先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断言“高卢雄鸡的高鸣”。当然，我们必须首先要承认的是，至少就今天的研究水平而言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是很差的，主要的工作还是集中于对过去错误与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然而，想提前获取对于未来世界的认知是人类的本能。因此，本文大胆地在高度盖然性的条件下对未来十年的世界趋势做一个一般性分析，为学界的批判树立起一个靶子，进而在相互批驳中寻找到某种可靠的路径。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新关键词，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人高度的大历史自觉。同时，“新时代”也构成了本文分析未来十年世界基本趋势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未来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选择？它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是本文尝试给出回答的三个具体问题。
一、历史自觉与“新时代”背景的判断
所谓历史自觉，是指建立在对历史运动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以能动性的创造实践构建一条符合“以人为目的”的发展道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以“斗争”为主题的历史直至改革开放才得以结束，以“发展”为主题的历史进入舞台的核心。从这段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才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早期革命*人没能拯救中国，中国共产*人早期刻板学习苏联共产*也饱尝了失败。直至中国共产*人自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真正地获得了转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失去了历史自觉，盲目地学习苏联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盲目地拒绝西方的市场经济。直至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才再次重获历史自觉。
近五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人，正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审视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坚持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世界也在日益深入地融入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被列为指导发展的基本原则，“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种极具穿透力洞见的背后不仅反映着历史自觉的深刻要求，也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历史自觉的自信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能够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正是根植于中国共产*人的历史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惊人性历史成就表明，人类完全可以选择、创造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以亲身实践的“历史自觉”宣告了“历史终结”的终结。
实践者的能动性创造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对历史环境的准确把握是顺利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前提。邓小平同志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的存在遏制了大国间直接进行战争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了大量战后新兴国家对于发展的渴望，而且认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他分析到：“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笔者注：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国获得了重大进步，大量的新兴国家也在快速成长，甚至出现了能够对区域格局构成重大影响的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面对中国内部以及外部世界的急剧变化，从中国自身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没能及时地从心理与现实上调适过来，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格外敏感。现实中，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存量业已十分惊人。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例，截至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2亿元人民币（折合.1亿美元）”。可以预见，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量也必将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面对巨型中国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世界也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面对一系列的新情况、新变化与新问题，五年来，中国在对外战略上采取许多前所未有的积极动作。例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编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些积极的行动意味着中国扬弃了“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但是“韬光养晦”只是邓小平当年表述的一部分，完整的历史总结至少还应包括“永不当头”“有所作为”。故而在事实上，这些新理念、新实践并不是对“韬光养晦”的扬弃。诚如贾庆国教授的判断，“这些新的理念既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理想世界的思考，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出现深刻变化的现实”。在中国共产*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人本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做出了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总结。
理解“新时代”至少有三大重要维度：第一，从中国自身的维度看。中国正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维度看。尽管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中国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第三，从世界历史的维度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历史角色的回归），将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历史自觉与时代背景互动的进程中，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中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主线：推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大历史自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人基于人类文明整体进程的思考与实践。从欧洲到东亚的实践证明，工业化所爆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大大超出了农业文明社会的想象。马克思也曾感慨地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近代历史上，“小”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击溃“大”中国，本质上讲是“工业日本”战胜“农业中国”。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以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如《中国制造》中所描述的那样：“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从人类整体的文明进程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当前主要集中于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内创造了占世界70%以上的财富，但三大区域的人口却仅占超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因此，要想彻底实现人类的工业文明转型必然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当然，在对未来抱有偏乐观信念的同时，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转型过程必定不是一个必然的线性过程，深处历史进程中的实践主体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对“新时代”的背景的判断为中国未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历史基点，但这并不保证中国一定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历史背景的内部始终保持着风云变幻。故此，中国能否获得成功，仍需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做更加深入、细致的把握，在历史的进程中对自我的行为保持不断的修正。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十年是一个中等长度的时段，相较短时段的偏确定性、长时段的偏预见性，它更好地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未来十年世界的发展趋势将是如何？这已经成为一个人们必须回答的、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
二、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十大趋势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会因内部不同主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出现涨缩。这种涨缩变化既是塑造未来世界趋势的一般性动力源泉，也是我们分析未来趋势的内在逻辑主线。
未来十年，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做到趋利避害。面对复杂广袤的世界，把握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需要借助于一些基本线条。
首先是国家，尤其是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与具备强大地区影响力的中等强国。
其次是区域与国际格局，前者是世界内部大体相对稳定的空间划分，后者则反映了一个时段内国际权势的大体分布。
再次是新的科技进步及其附带问题，科技创新对于未来世界的塑造是基础性的，它能够深远、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
最后是人们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诸如全球治理赤字、文明的冲突、非传统安全等等。综合前述的分析线条，本文认为，未来十年的世界有十大趋势应当引起中国战略界的格外重视。
（一）六大国关系左右未来世界格局
尽管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的地位在学术界日渐上升，但是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未来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仍然不会动摇。未来十年大国关系比过去十年更复杂，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本文中的六大国指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起来的欧盟算“一国”）、日本和印度。尽管巴西的人口规模、领土面积都满足大国要求，然而综合考虑工业化能力、市场规模与影响力等维度就将巴西排除在外了。未来这六方的基本行为方式其实相差不多，都会优先处理好内部事务，然后努力发展同其他大国关系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再去推进自己的国际议程。因此，未来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相互参与必然会加深。
从中国的视角看，未来中俄、中欧关系大致是相对稳定的，比较难处理的是中美、中日、中印三对关系。
面对被视为“异质”中国的崛起以及内部*治制度的衰败，美国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对“美国梦”的信心。以前我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一定的，“坏不到哪里去”则是未见得。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积累，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未来的中印关系会变得非常麻烦，因为既有现实的划界冲突问题，又有两国同时崛起所造成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主观层面，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进入了强人*治时代。在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看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实力衰退并从印度的周边撤出，中国成为次大陆最重要的域外力量，莫迪没有办法按照旧规则与之博弈。相反，他必须设计新的方案来维持在次大陆的天然优势”。
日本是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大国，因为它具有两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心理：一个是对中国有愚蠢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一个是非常深刻的犯罪感。过去百多年，日本学习西方的工业化，而中国自晚清70年间则愚蠢地拒绝工业化。年日本全面侵华，从国际*治角度来讲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历史角度则是工业日本战胜农业中国。这是事实，中国必须尊重、承认，然后谦虚地学习改正。然而，日本的理论家、*治家、战略家错误地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解释为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有人把它解释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强。为此，在日本人建构的“中国人”形象中掺杂了大量的文化谎言，并自近代以来常为日本知识分子所重复。例如，日本人说中国人马马虎虎、一盘散沙等等。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说成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说成人的优势，这就形成了日本对中国的种族优越感。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从心理上严重妨碍日本接受中国崛起。日本其实很清楚，中国是日本的文化养母。既为了说服自己、也为了震慑中国人，日本就以极端的方式压制羞辱中国。例如，日本在南京对战败投降者的屠杀、对平民的屠杀，这是一种具有羞辱性的屠杀，背后就是这种种族优越心理作祟。日本因屠杀中国人的罪恶感又让日本没有安全感，随时担心中国会报复日本。
（二）世界格局将由“两超多强”构成
未来世界的格局既不是像美国所希望的永远保持“一超多强”，也不会像中国以前常说的多极化，更有可能的形态是“两超多强”，即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其他几个一般大国。以世界银行的GDP统计数据为准，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一个曾被视为可能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同美国的经济差距都在拉大，唯独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变小。在中国保持国内*治稳定的情况下，综合国力会稳步提高，中美同其他大国之间的距离会进一步拉大。美国相比其他大国具备十分庞大的存量优势，而且在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中处于上层，同时还拥有美元霸权以及发达的科研体系。中国则拥有“洲际规模”的内部市场、并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其升级转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可观的经济存量将令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中国通过对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对比研究发现，*府对经济活动的放任自流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建立在地方*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比单轮——市场驱动的美国经济发展得更快。美国的经济因受到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仍未能从中彻底地走出来。因为产业“空心化”所造成的失业问题，间接地影响了美国年的大选结果，大量的底层失业民众将票投给了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俄罗斯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从高度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转向市场经济，这既导致俄罗斯*府失去了克服市场弊端的能力，又因经济方式的急剧转换而造成了市场动荡。尽管一段时间内，普京*府依靠价格强劲的能源出口恢复了经济，但同时也为俄罗斯经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从年到年间俄罗斯的GDP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人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具有优越感，甚至有媒体戏称“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走向“两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平台（机制）的变化，具体而言有两个大的方向。首先，全球治理的平台将由过去美欧中心的G7集团转变为更具有全球代表性的G20集团。G7集团仍然会存在下去但其重要性日趋下降，全球治理由G7时代走向G20时代。其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强大，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重要。例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等等。此外，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创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将越发活跃、越发具备全球性影响。
（三）格外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
“两超多强”不同于“两极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未来它的结构呈现一种扁平化、网络化而非等级化的状态。在网络化结构的状态下，中等强国能够发挥的作用与当前相比将获得显著的提升。未来十年，特别要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即越南、印尼、伊朗和土耳其。
越南在经济改革上极力效仿中国，自年起推出了越南版的改革开放*策——革新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GDP在年超一千美元、年超过两千美元。越南的人口基数将近一亿人，特别是其女性国民非常的勤奋，具备良好的工作愿望。外部的资本也很看好越南的经济发展，仅在年前十个月就吸引外资亿美元，其中制造加工工业占.5亿美元。相比多*竞争制度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共中央带领下的越南不仅拥有力量而且很善于运用力量，外交策略在大国博弈之间运用的很成功。
印尼的人口规模超过2.6亿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为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印尼凭借其人力优势、资源环境基础以及区位条件，将率先从中国、印度崛起的外溢效应中受益。加之地处印太地区的连接点，域内外大国会愈发重视其在地缘战略中的作用，这使得印尼的外部环境会左右逢源。但印尼的内部问题要比越南大，未经历土改的土地制度已成为印尼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阻碍。例如，始于年的雅万高铁征地工作截至年5月才完成近六成。
伊朗是一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领土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油气的自然储量非常丰厚。在多万的人口中，以什叶派穆斯林的信奉者占主要多数，是什叶派国家中的领导者。在伊斯兰世界中，伊朗是难得的拥有自己工业的国家，能够实现导弹国产化、独立开发“闪电”式攻击机间接地证明了伊朗的工业能力。美国推翻了伊朗的宿敌——伊拉克萨达姆*权，此举急剧增强了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朗通过伊拉克连接起叙利亚，实现了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实现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联通，有效地缓解了伊朗的安全压力。在中东地区，伊朗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
土耳其的人口基数近万，超7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它不仅拥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而且在*工、航天等高技术领域有不错的成绩。从埃尔多安以“黑马”的身份当选总理，再到年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至今，纵横土耳其*坛十五载。中东地区从历史到当下，都是全球最复杂的地缘*治地带，然而，埃尔多安推动“新奥斯曼主义”雄心令该区域内的变数陡增。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无可避免地穿越这一地带，故中国需要对土耳其格外重视。
除了上述四国，在中国的战略排序中还有巴西、韩国、缅甸、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国家值得重视。再次之，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和以色列等国家。
（四）世界的区域稳定会更加分化
大国博弈加深、国际格局演变以及中等强国崛起，客观上成为造成区域更加分化的重要动因。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可以粗略地划分几种类型：稳定区（包括次稳定区）、不稳定区、不确定区。
得益于良好的地缘*治环境，北美和澳洲将是未来世界*治的稳定岛。欧洲和东亚属于次稳定地带，尽管区域内国家间存在诸般矛盾，但是凭借*府强有力的管理举措也能够维持稳定。
在不稳定区，中东必定会更乱，非洲的动乱向好。中东内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内斗与大国在区域博弈升级相叠加，库尔德人追求独立建国的行动成为一个新变数，具有帝国与宗教情结的土耳其、伊朗会在动荡中表现得更加活跃。非洲的局势会比过去十年好，当然，非洲在经济上、安全上依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坦率而言，非洲向好，中国的贡献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真正的给非洲带去了工业化。
不确定区，主要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区域与南亚。国家内部的问题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苏联解体时所遗留下的民族矛盾。例如，哈萨克斯的总统已经执*了20年，以后会存在权力交接的问题。
南亚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印度。取决于印度能不能持续地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是不是慎重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客观而言，印度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首要的困难就是社会结构改革。印度的*治结构是现代的，但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当前看好印度发展的论述有三大主要理由：英语国家、民主*治与人口红利，坦率地讲，这三个理由都难以成立。首先，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对学习西方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它不是那么重要。正例，日本是非英语国家，但它的现代化远超印度。反例，津巴布韦全民讲英文，但它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国家信用破产津元被废。其次，民主*治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而非前提。印度却是反过来的。从外部率先移植了现代*治制度，而工业化、城市化却还在路上。这就导致了民主*治成为其发展工业化的一个阻碍，而非正面的帮助。最后，印度的人口规模的确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前提：提升教育水平，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立身之本是现代制造业，而支撑现代制造业需要大批经过知识、技能教育的工业人口。而印度，众所周知的高文盲率，再加上重来世的宗教伦理，缺乏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发育的宗教文化。因此，印度能否将人口优势转化经济优势就很值得怀疑了。
（五）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赤字
未来十年的一个大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动力不足，缺乏如同90年代的IT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动能。受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仍处在大病之后的康复阶段。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会出现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间的博弈，竞争力强的新兴国家会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发达国家却举起了公平贸易的旗帜。表面上是规则之争，实际上却是利益之争。发达国家强调“公平”反映了其趋于保守的动向，然而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却不会因发达国家的保守而消失。贫富分化、资源不足、恐怖主义等老问题依然存在，网络问题、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同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面对全球治理需求的不断攀升，作为全球治理支出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和欧洲却均趋向保守。美国是有力无心，欧洲是有心乏力，在日渐积累的过程中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的赤字。中国的利益已经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向全球，美欧的保守客观上将倒逼中国深度介入全球治理。
（六）科技发展将催生新业态
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总量为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6%。经历了年、年连续两年个位数的增长后重回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府的投入不升反降，特朗普在年度计划预算中大幅削减涉及医疗、气候变化等非*事领域的研发投入。中国在研发领域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带动了人类科研投入资金整体的增加。随着新科技成果的日益增加，慢慢就会催化出新的业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绩，高铁、无现金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被媒体称为“新四大发明”。除了高铁外，其他三项均属于新业态。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十年应该还不会出现，仍将处于酝酿之中。
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未来十年将渐渐地出现一个态势——引领未来的科技与产业主要由中美两家竞争。人类目前所能联想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诞生在五个方向：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和新能源。目前而言，美国在这五大领域都处于第一梯队。尽管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但是从客观衡量的指标来看，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中领先位置。未来，随着中国的规模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强劲的*策支持，中美在未来科技和产业中必将呈现出双强竞争的态势。
（七）科技进步推动国际竞争向新空间拓展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断为人类的活动开辟新的空间，网络、太空、极地与深海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四大新战略空间。新空间中不仅仅承载着作为个体的利益，也同样承载着作为整体的人类共同利益。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然而，现实中的超级大国却肆意扩张个体利益而无视整体利益，不仅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拒绝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的提案。因此，大国之间在四大新空间的博弈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事关人类的整体利益，其他的中等强国、小国也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加之各种非*府力量在涉及人类整体命运议题上的重要影响力，未来在新空间领域的国际竞争势必更为活跃、复杂。
（八）西方、非西方国家都面临内部*治稳定的挑战
过去十年，*治不稳定主要发生在非西方，例如中东欧的颜色革命以及后面的“阿拉伯之春”。与过去十年相比，未来十年各国*治稳定都很困难。
首先是西方国家，西方社会出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主流社会的分化。社会层面精英与民粹的矛盾、*治层面左派与右派的矛盾、经济层面实体与虚拟的矛盾，是美欧目前难以破解的三大主要矛盾形态，矛盾的结果是主流社会的分化。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以及形形色色的公投现象背后，都反映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大选中的桑德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