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关于我们……………………………………………………………………^^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年研究成果展
阿根廷铁路国有化的反思…………………………………………………………………小强
谁杀死了查理？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王琪
转型失败的毕姥爷
——另一种视角的毕福剑事件………………………………………………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评胡释之在富士康问题上的高论……………………………………………………胡悠之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再谈李世默与去*治化问题……………………………………………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公知的的病怎么治？
——谈求是网徐岚风波……………………………………………………………………王琪
工业*还是情怀*
——也谈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王琪
做一天“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人
——清明打临时工杂记………………………………………………………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青春无悔
——一位知青的访谈录……………………………………………………………………小强
英国媒体对于卡梅伦获胜起了什么样的影响？……………………………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关于我们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求，探求和追求；是，真理。所以我们这里是大家一同追求真理的地方。而取名叫学会不叫协会，是为了区别一般的兴趣类或公益类社团，取“学习研究”之意，我们不是一个事务性的社团，而是会员共同学习成长的学生组织。
学生求是学会成立于年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此引发了许多热血青年对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反思。一批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青年学生，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一同学习讨论，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学会曾多次获得校“十佳社团”“五星级协会”等荣誉称号，是我校学生*建系统“两会一刊一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实践、争鸣、战斗”的口号集中说明了学会的主要活动。学会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分小组读书讨论，学期内是每周一次，假期还会就某专题进行集中学习。在周末与假期，学会组织会员深入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学会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做讲座，或与会员们面对面交流。遇到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我们会组织大家一同分析批判，以增强会员们的辨别力。
在学会，物质方面的收获可能会非常有限。通过读书、实践，你能够学习到更多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增加社会阅历，结交很多志同道合、共同探讨问题的朋友。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我们将拥有一段意气风发、激情四射的无悔青春岁月，我们将共同推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大门！
在这里，有丰富的理论，但没有僵化的教条；
在这里，有真情的激荡，但没有昙花似的冲动；
在这里，有理性的飞跃，但没有圆滑的世故；
在这里，有大量有抱负、有理论、有能力的同志，但没有为一己之私利而称兄道弟的朋友！
阿根廷铁路国有化的反思
（年3月16日）
小强
阿根廷官方公报当地时间3月2日颁布*府决议，宣布从当天起废除所有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全部铁路国有化。同时，阿根廷内*和交通部长兰达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府有理由解除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绝对不会向这些企业支付任何赔偿。他指出，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
这样的消息如果发生在中国，可能又有大批“公知”会指责“国家干预市场”、“垄断危害人民利益”了吧。阿根廷的铁路国有化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从国有——私有——再国有的历史过程。历史的事实证明，铁路产业的国有化比私人专营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提高。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阿根廷经济之前从国有到私有的两次经济大变动。——年，当时阿根廷的庇隆*府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实行了全面的国有化。一方面包括金融行业的国有化，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化，国家为银行储蓄担保，掌控工农业生产、信贷、保险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建立一系列国有企业，包括工业、航空、海运、铁路、天然气、通信、钢铁、石油等企业。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取得成功，在——年期间PIB增长29%，年均增长7%以上。庇隆*府后来被*事*变推翻，其经济*策也宣告失败。
第二次大的经济*策变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梅内姆*府时代。梅内姆*府上台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地区泛滥的时期。梅内姆*府全盘接受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程度，几乎完全放弃了宏观调控；同时市场对开开放程度极高，被当作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然而这样改革带来的结果是90%以上的经济活动被外国公司控制。第一产业单一化，第二产业衰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合理。到年为止，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电煤气所占经济比重不到10%，其他全部集中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完善，贫困趋势急剧恶化，经济与贫困现象同步上升。
在经历了90年代年以来的多次经济困境以后，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迷信开始瓦解。在克里斯蒂娜*府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国有化策略开始付诸实践，最近触及的领域包括石油能源、社保、铁路等等。
以铁路国有化进程为例。阿根廷铁路系统的重新国有化始于年，当时为了重组阿根廷铁路系统，国家运营公司和阿根廷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应运而生，而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和海岸线是最先两条被收归国有企业管理的铁路路线。在阿根廷铁路私人专营期间，阿根廷城铁的车辆和设备大部分很陈旧，安全系数大为降低，铁路系统事故不断。如年2月22日，阿根廷城铁萨米恩托线发生火车撞击站台的重大事故，造成50人死亡，人左右受伤；次年6月13日，同一线路又再次发生城铁相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人（一说多人）受伤。民众纷纷指责私有化后的铁路缺乏维护，导致事故多发；而私营企业则回击道，票价过低，*府补贴太少，维护资金不足。既然要高票价和*府高投资，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安全可靠的铁路系统，那为什么不*府代表民众自己管理铁路线路呢？难道还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那套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把戏么？克里斯蒂娜*府正是这样去做的，其内*和交通部长兰达佐也公开声明，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去年底，在阿根廷最早收归国有的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中，中国南车也获得了17亿元的订单。种种行动表明，国有化的铁路系统有实力和能力去给民众一个全新的铁路交通环境。
阿根廷铁路以及能源系统的国有化的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要谈“国”色变，不要迷信新自由主义的种种“万能药”。一方面国企改革也有不同的方向，并非深化改革就仅仅意味着私有化和市场化。与此同时，有很多领域本身是不适合开放给私人和外企的，阿根廷的铁路系统是一个例子，我国兰州的自来水系统又何尝不是一个教训。没有原则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的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民众的权益损失，这已经是被国内外众多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两天，云南省委副书记书记仇和被调查。其主*宿迁时曾一医院，公共医疗体系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医疗问题。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谁杀死了查理？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年1月29日）
王琪
查理周刊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球对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国内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如言论自由的界限、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等等。笔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查理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恰恰在同一时段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才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所讲的“大转型”。劳动力商品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当国家*策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正是因为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还包括了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在这种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随着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阿拉伯各国纷纷沦落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从西方大量涌入的商品和资本的冲击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庇护，沦为了城市中无依无靠的贫民，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二战之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权没有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保护型的国家*权。在埃及，纳赛尔仿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领域对主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实行国有化，保障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平，限制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同时还推行免费教育、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收入标准、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等*策，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带动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也相继走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之路。在通过社会的保护限制，削弱市场的消极作用之后，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着*权。
纳赛尔死后，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国家让位于市场之后，原有的保护型的福利体系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策导致了大批工人变成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的保护*策也被废除了，农民日益陷于破产的境地。公共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大规模削减，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阿拉伯国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万，至少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市场力量的扩张使劳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随时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兴起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复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的复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恰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这一进程的产物，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城市贫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农村）以及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市场霸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中“社会公正”的信条相违背，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种市场之外的替代性的选择，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组织则为饱受市场侵夺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归属感和庇护所。在*府退出之后，宗教组织开始填补*府的空白，充当了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广泛的组织网络，给大量的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只有四百万人的小国家里开设了1医院，20个诊所和40所伊斯兰教学校。而在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营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宗教、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拥有万成员的穆斯林团体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通过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得到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也是从70年代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从这些人群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5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猎物。埃及著名的*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评论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与二战之前的状况有某种相似之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年之后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失业、贫困、骚乱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世界无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市场化，还是抵制市场化？
在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扩张所造的后果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市场乌托邦来为市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辩护，正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后，辩护者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客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布洛克）
撇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自欺欺人的梦呓不谈，在如今的全球大环境下，人类将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一种是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对这两种原则持不同态度的阶级之间，“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另外一种是走向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治体系全面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在法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高，极右翼的“国民阵线*”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在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在法国赢得近25%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仇视伊斯兰的勒庞式种族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主导的市场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产物。但是他们把斗争的目标不是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剥夺弱势群体的社会强势阶级，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种族冲突取代了阶级*治，从而遮蔽了实质性的社会矛盾，保护了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后一种冲突的产物。如今法国的失业率高达24%，族群冲突就成为转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加图指出：“‘伊斯兰化’为萨科奇*府成功分担诸多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而这一工具，也被奥朗德*府完美的继承下来，因为*治家发现，无论面对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举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大多数法兰西民众就会重新和*府团结起来，为了法兰西的生存，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查理事件后，以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把穆斯林从法国赶出去的纳粹式声音，而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情绪也持续升温，巴基斯坦等地相继爆发了对查理周刊的抗议活动，法西斯式的种族冲突若隐若现。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后，阶级*治让位于族群冲突的产物。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笔者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
转型失败的毕姥爷
——另一种视角的毕福剑事件
（年4月15日）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一次私人饭局，竟引起了轩然大波，以主持草根节目闻名的毕姥爷，也以这样一种非常草根的方式火了一把。
这次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最主要地是因为它引爆了当前中国最敏感的一个符号——毛泽东。不管承认与否，在文革结束已经将近四十年、毛泽东思想在*内已经沦为一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陪衬的时候，他的幽灵仍然徘徊在中国上空。
有人爱他，有人恨他。有人觉得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说他是穷苦人的领袖，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和大恶魔，有人觉得他引进了西方外来思想来灭绝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人批判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而拒斥西方文明。每一次关于他的事件，都要在网络公共空间造成一种大范围的撕裂。对垒双方各不相让，几欲挥老拳。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中国和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都躲不开他的阴影。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任何一种*治理念，都要通过对他做出回应来定义自身。
对于10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怀念毛泽东的热潮，自由主义者武断地以“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来看待他们所谓的“毛粉”。在他们眼里，这些“毛粉”是深受专制文化和奴性荼*的愚人，因而需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普世之光来启蒙和教导。他们把自己所遭受的攻击，理解为苏格拉底式的悲剧，为大众而启蒙而献身却反遭大众迫害。他们不理解，他们以反思毛时代的名义，把毛时代为普通大众创造的稳定的工作岗位、就业、医疗和住房给“改革”掉的时候，大众感受到的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之光，而是一种强烈的被剥夺、被愚弄、被欺压的感觉，而自由主义在大众眼里，已经变成了资本劫掠民众的吹鼓手。
其实，怀念毛泽东的热潮，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而逐步产生的。与其说是毛泽东撕裂了中国社会，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撕裂分化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在一个贫富差距严重，普通老百姓找不到工作、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工人每天要连续干十几个小时才能挣得一点勉强糊口的工资的社会里，毛泽东代表了一种平等的理念和超越的理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是对社会平等的怀念，是对超越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期待，它不仅是面向过去，更是面向未来。自由主义者表面上以批评“体制”的批判姿态出现，但实际上它是这个不平等“体制”的同谋，对毛泽东的批评，正是对当下不平等的辩护。
当然这个事情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件事情是起因于一次私人饭局，许多公知和媒体人认为，把私人空间中所说的话泄露到公共空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是从视频的清晰度和稳定性来看，它更像是参加饭局的一个朋友公开拍摄的，在视频中还多次出现闪光灯，证明除了这个人在拍视频之外，还有人在公开拍照。把这段视频拍下来并传到网上，更可能是毕福剑自己的朋友怀着善意的心理做的事情。如果这个视频只是涉及其他话题，那么它只会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性谈资。而如果这个视频可以增加毕福剑的身价和知名度、提升他的品牌价值的话，它就会变成毕姥爷进一步炒作自己的砝码，根本不会有人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行为。
笔者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四五年前火起来的袁腾飞，就是学生把他上课的视频偷偷录下来传到网上，让袁老师瞬间成了名人上蹿下跳。当时公知们怎么没有质疑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告密”行为呢？或者说，如果这次事件不是引起了网络舆论这么大的反弹，那么毕姥爷很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袁腾飞，这个视频就变成一个反击“毛粉”“洗脑”，普及“自由”、“民主”光芒的有力武器。到时候毕姥爷就不再仅仅是中老年妇女的娱乐偶像，还可以进*公知界，凭自己的知名度，闯出一番比薛蛮子、孙海英更大的事业出来。那么到时候，这个视频可就是最大的功臣——神马私人领域或公共空间的区别都不重要了。
娱乐化时代需要的就是眼球，毕姥爷作为一个娱乐圈的名人既然享受了眼球经济的好处，就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南都拍人家文章的时候怎么没有公知和媒体人觉得是侵犯了人家的“私人空间”呢？
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评胡释之在富士康问题上的高论
（年2月12日）
胡悠之
在这场富士康叫板全总的风波中，笔者认识了一个叫作“胡释之”的“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如今专家学者的帽子满天飞，在家养条小狗也能自称“动物养殖专家”。“宏观经济学者”听起来自然比“动物养殖专家”要高大上很多，但是成色如何，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据这个胡先生说，自愿加班是一种“人权”。“人权”本来是个好词，可惜生生被一些人给恶心坏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享受作为“人”的权利，而这个权利，首先是活着的权利，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要有饭吃、有衣穿、有病看，有房子住、有学上，要有休息时间能享受生活。不用担心打一年工讨不到工资，不用担心失业找不到工作，不用像机器一样天天加班，不用被老板豢养的野狗咬到，这些都是咱小老百姓所期盼能够享受的人权。
可是专家的境界就是和咱们小老百姓不一样。这个胡先生眼里的人权，基本上等同于自由交易权。在他眼里，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菜市场上把自己卖给资本家（工人卖的是身体，胡先生卖的是良心），一个“好社会”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社会能否为菜市场上的人肉交易创造最良好的条件。损害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自由”交易，就是损害了人权。
在胡先生的理想社会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应该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交易，不能有任何的*府和法律来进行干预，不能有工会，不能有最低工资制度，不能有强制社保制度，不能有强制休假制度，“在没有外界干预条件下，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就是最优协议。*府需要监督双方的协议履行情况，而不是制定协议的条款。”所以全总批评富士康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干涉了企业员工之间“自由”达成的契约。在这个胡先生看来，“加班只要不是暴力强迫的，*府无权干预也不应该干预。”加班是工人的人权，也是资本家的人权，干涉了自由交易，也就是干涉了人权。
但是且慢，好像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的“人权”和老板的“人权”如果能够和谐共处，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工人的“人权”和老板的“人权”发生了冲突怎么办？这是经常会发生的问题。比如工人想加班，而老板没有订单不想让工人加班怎么办？再比如老板想要工人加班，而工人想靠基本工资就能满足基本生活，不想加班怎么办？胡先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加班而老板不想让你加班时，你应该滚蛋走人；当你不想加班而老板想要加班时，你也应该滚蛋走人。当两种“人权”发生冲突时，胡先生果断站在了老板那一边。还会有人问，当两种“人权”发生冲突时，警察经常会介入进来并替老板压制工人，那么怎么能说工人和老板之间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交易呢？胡先生回答我们说，不是因为资本天生有特权，而是因为*府要出卖权力，“老板可以贿赂官员，雇佣公安当打手，工人也可以，只要工人愿意出钱”，因而“老板和工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说来说去，我们好像只看到了老板的“人权”，而从没有看到工人的“人权”。
鲁迅先生曾经天才地发现了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学名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种动物跟家里养的哈巴狗儿很不一样。一般的狗儿只是见了主人才驯良，见了陌生人就狂吠。而这种品种的狗儿却是见了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所以它不属于某一个老板，而是属于所有的老板。哪怕无家可归流落成野狗，饿的精瘦，也还是见了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看胡先生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自然比饿得精瘦的野狗混得好很多。
胡先生很为资本家感到委屈。这个胡先生说“企业何时欠你什么了，以至有义务要无条件养着你？”“个人主义思维下，人们对自我负责，你要饿死了，别人给你个包子救你命，你会感激他救命之恩，知道别人并不欠你什么，一切都是人家的好意。而集体主义思维下，你反倒会骂那个救你命的人。”胡先生搞错了，工人和他这样的物种是不一样的。丧家犬整天在街上游荡，除了咬人之外，基本上不能创造价值，所以老板扔几个包子就感激涕零，要感谢资本家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可是工人是要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给资本家干活的，而且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资本家所给的工资。工人干的活越多，资本家才挣得越多，才能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开厂冒充工人的救命恩人。工人给资本家挣的钱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给工人发了工资，剩下的部分除了老板自己吃喝玩乐买豪车买飞机贿赂高官包二奶之外，还要拿出一部分来买狗粮。工人要是不干活只靠资本家养着，或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一种“公平”交易，那么资本家扔进胡先生碗里的狗食从哪里来？
胡先生对于工人缺乏感恩之心很是愤懑，“要说谁是无产者的救世主，那就是资本家。但偏偏他们被洗脑得最恨资本家。世间之忘恩负义颠倒黑白莫过于此”。其实，胡先生感激资本家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因为没有资本家发的狗粮（这些钱是工人挣出来的），这些寄生虫早就饿死了。但是工人要是感激资本家，那就真是颠倒黑白，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了。
因为不能创造价值，老板自然不会让胡先生这样的寄生虫去加班，因而很遗憾地享受不到被迫加班的“人权”。怀抱感恩之心的胡先生是非常自愿地替老板看家护院，遇见穷人就跳过去狂吠，遇见郭台铭这样的阔人们就驯良，尽管郭老板没直接给胡先生扔过狗粮（或者扔了我们不知道？）。穷人们的“自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天没日没夜地“自愿”加班是什么样的感觉，胡先生这样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这位胡先生原名胡晓翔，自称毕业于社会科学院，是“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凤凰网《财知道》特约经济学者”，还在茅于轼先生任理事长的人文与经济学会担任理事。“学者”这个词，顿时让笔者心生敬仰之心。可是如今注水的猪肉太多，连唐骏这样的打工皇帝都要搞个假学历来充充门面。笔者翻遍了各种期刊库，楞是没找到一篇这位“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发表的论文，网上也只能找到一堆智商、逻辑、知识都令人捉急的访谈。作为一个尽职的走狗，胡先生对各种穷人不满的问题都要发表高论。比如胡先生认为，万的天价医疗费实际上是市场最低价，“因为价格其实是由需求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的”；房价高是民主的胜利，是“千百万人用钞票投票”的结果；*品应该合法化，因为“禁*把一个生活习惯和健康问题逼成了暴力犯罪问题”。市场是万能的灵药，一切不合理的问题都被市场合法化了，或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逻辑不能充分贯彻的结果。
这位“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全部招数，也就是卖弄几个供求规律的名词，到菜市场随便找几个大妈都比他更懂这些道理。用菜市场的逻辑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这都能算“宏观经济学者”的话，那笔者简直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了。明明是癞皮狗儿，却非要冒充纯种拉萨藏獒。
同样是走狗，还会分不同的品种。品种不一样，狗性和作用也不一样。最高级的品种在庙堂，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中等一点的品种，在替老板看家护院的同时，还要顾及一点脸面，翻译成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是真，但是为富人说话的同时还能不能替穷人办事，那就是皇帝的新衣了。最低级的一种，就是胡先生这样的癞皮狗儿。出现这样滑稽的“宏观经济学者”并不奇怪，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一直没有解决智商低下的世界性难题。可奇怪的是这样的人竟堂而皇之的频频亮相主流媒体，引导大众舆论，受到了某些主流媒体明星般的包装，这就有点意思了。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癞皮狗儿虽然吃相难看，不雅观，但说出了很多老板和高级走狗们不便说出的心里话（当然脸上也挂满了穷人的唾沫）。替老板咬人，也替老板挨打，确实是忠诚的、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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