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成教授
吴志成教授，中共中央*校（国家行*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府管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当代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比较*治。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是其具体表现。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主要源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以及个人主义在西方膨胀等。对此，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提升全球发展效能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际对话交流，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难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发展赤字、国家治理、中国发展经验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校（国家行*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培东，南开大学周恩来*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年第4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问题的全球化效应不断强化，全球发展赤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核心议题。深入剖析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释全球发展赤字的表现、成因和中国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种全球发展赤字是全球化负面效应未能得到有效管控，全球发展获益小于成本支出或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收益，进而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其实质是全球发展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一是总量不充裕，欠发展问题突出。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力*”，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多数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作为全球发展的“低地”，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增量的关键。然而，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二是质量不高，高质量发展缺失。发展体量与质量是全球发展的一体两面，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还表现在全球发展质量不高。一方面，发展方式亟待优化。传统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突出能源、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的作用，造成经济增长低效，无助于全球生态改善。另一方面，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全球发展问题需要各国合作解决，发展成果也应由多数人共享。现阶段，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9%），坦桑尼亚仅为13%。[1]
第二，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2]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家间发展鸿沟拉大，发展失衡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个体发展不平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的变化》报告显示，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比从年的47:1扩大到年的51:1，[3]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82%；[4]年至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量的27%。[5]与此同时，世界上仍有约2亿年轻人每天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6]年至年，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愈加严峻，[7]全球每10人中有7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8]二是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同领域和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PM2.5（细颗粒物）造成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年，空气严重污染导致近万人患病或死亡，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9]年，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个国家中有个“应付了事”，[10]即使是欧洲发展的“领头羊”德国，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公民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东部地区只有6个县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欧元，西部地区则有个县市超过这一指标。[11]三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体量较小的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年至年，世界财富总额从万亿美元升至万亿美元，增长近6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财富增长率仅为1%。就财富总额而言，年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总额占世界财富的72%，同期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则仅为7%。[12]
第三，全球发展动能不充足。经济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基本动能，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13]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也突出表现为推动全球持续发展的动能不足。一是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年金融危机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经过十余年调整，西方国家经济缓慢回暖，全球发展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年至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3%左右，全球经济增速进入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时期。[14]二是全球创新发展停滞不前。创新是引领全球发展的第一动力，全球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根植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全球创新增长面临巨大障碍。首先，创新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支出的投入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性。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年至年，全球创新研发支出“高投入”趋势明显减弱。[15]其次，“知识霸权”逐渐抬头。创新知识的流动性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知识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知识的传播增加阻碍。最后，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全球创新鸿沟或将继续加深。三是全球合作发展意愿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背景下，国家合作发展意愿减弱，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生态领域。西方大国内顾倾向严重，美国肆意挑起“ ”，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共识。部分西方国家无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破坏通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全球合作议程。特朗普*府执着于“本国利益第一”，肆意退出各种国际条约、协定，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四，全球发展援助不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有发展而无增长”的局面屡见不鲜，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备受质疑。一是援助有效性不足广泛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援助比例一度达到全球发展援助的90%。[16]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实施，受援国不仅没有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不足。这种经济层面的发展援助降低了非洲产品的出口能力。[17]年至年是非洲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峰时期，其贫困率从11%增至66%，国际发展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8]二是援助不可持续性愈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国际援助机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