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嘉明——改革四君子之一，经济学家，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学家，中国国际信託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并先后在欧美多所知名大学任教，现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此文原题“中国改革：一个趋于复杂的长期历史运动”，首发于“二十一世纪评论”。
年，中国改革四十周年。对於影响歷史的任何改革，四十年并非是一个过长的歷史尺度。在中国，大凡对歷史进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改革，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少则十年左右，多则二十年左右；而没有改变歷史走向的改革，时间普遍过短，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年清代的「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
从近代世界歷史看，英国现代*治制度转型，从年新议会事件开始，至年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前后四十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年明治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为起点，到年确立资產阶级代议民主制度，前后二十一年。当代中国与世界的规模和制度转型的复杂程度，绝非古代中国、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可以比拟。
过去四十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影响歷史走向的事件。但是，唯有中国改革，对中国和世界產生着持续、全面和日益深化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改革早已突破其预期目标：不再是单一性歷史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歷史事件群；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类的一项实验；在实现中国歷史转型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世界性转型。
理解和认识中国改革四十年，需要大歷史(bighistory)和深歷史(dphistory)观，置中国改革於全球大歷史背景之下，将这四十年的歷史与现在和未来联繫起来，重新解读和思考。
一、改革的初始动机及其背景
中国改革的初始动机是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确切地说，中国改革是指对年以后，特别是年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支撑计划经济体制的公有制的改革。
指令性计划经济发源於年代末的苏联，成熟於年代，至年苏联解体，长达六十餘年，期间经歷了十三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范式的最重要特徵。依据斯大林主张：社会主义=国有制+计划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再是苏联的独特经济形态，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阵营的*金时代，有十餘个国家，分布在东欧、东亚、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领土、人口和工业总產值都约佔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早在年代，计划经济的弊端和问题已经显露出来。至年以及至年发生在苏联境内，导致至少至万人口死亡的大饥荒，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自年代，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验首先从南斯拉夫开始。之后，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以及苏联，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中国在年代初期，尚不具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熟歷史条件，不得不百分百从苏联移植和翻版。不久，计划经济的僵化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毛泽东年发表的〈论十大关係〉，包含了对斯大林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察觉，以及基於中国国情的改革意识。但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的剧烈冲击，影响了中国共產*的温和改革路线。
之后，毛泽东选择了与南斯拉夫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改革路线对立的激进路线，在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迅速推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进而发动全民参加的大跃进。为此，中国在年前后付出了巨大的歷史代价。
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拥有*治权利的「技术官僚」可能成为新统治阶级的警觉，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以「反对资產阶级法权」为核心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倡和扶植另类计划经济约束下有相当自主权的「社队企业」，推行企业管理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进入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立和形成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实行改革的「共识」。但是，处於文革中的中国共產*，批判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为「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实践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不论是被当时中国共產*视为「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还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却有着如下的共同特点：
其一，并不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也不准备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和用私有制来替代公有制；其二，坚持社会主义*治制度和共產*的执*地位；其三，维护按劳分配制度；其四，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继续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对抗战略。
年是歷史转折年，……。……，却在两年之后的年，导致了中国改革。年，中国共產*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包含着对中国自身的计划经济实践和……反省，既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也不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改革路线，这是一个包含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改革，寻求「平等与效率」和「生存与发展」的均衡。……
从改革一开始，围绕着如何理解改革这个歷史性课题，形成了三种力量：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他们是老共產*人及其继承者。在和年代，相关主张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陈云的「鸟笼经济」。
邓小平关於中国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有利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於巩固*的领导，有利於在*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產力，最终的归宿绝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种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希望在中国实现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约束的改革。这种改革当然为改革的主导者所察觉和不容。
第三种是寻求折中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希望推动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另一方面力求将突破纳入到可以控制的范围，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简言之，在中国改革全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改革最高决策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约束，另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内在演化具有冲破现存体制的冲动，由此构成了自始至终的内在矛盾。
二、改革的思想资源
中国共產*积累了足够的革命理论，但是改革并非革命。在改革啟动之时，现成的改革理论、相关的思想理论资源相当贫乏。在年至年代初，人们急於从已有的、多元的思想资源中，各取所需：
一、马克思列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寻求支撑改革的思想资源，在文革之前已经有之。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意识到中国共產*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过了太多的中间环节，包括他本人的思想，於是，他坚决宣导要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并且亲自开了书单。
年代，在发现计划经济弊端，并试图通过詮释价值规律，建立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有一些先行者，其中著名的一位是顾准，一位是孙冶方。只是在当时的歷史环境下，他们这样的理论尝试被视为「修正主义」。
反转过来，当年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熬过铁窗生涯的孙冶方成为了教父一级的人物；死於文革时期的顾准后来则被视为改革思想的先驱。
二、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前南斯拉夫各国形成的经济改革理论。相关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兰格(OskarLang)、锡克(OtaSik)、布鲁斯(VirlynW.Brus)、科尔奈(Ja?nosKornai)。其中，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ofShortag)理论在年代中后期对中国经济学界產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啟发。这些主要来自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选择。
三、西方经济学。从斯密(AdamSmith)、马克思到凯恩斯(JohnM.Kyns)，西方经济学源远流长，渐次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包括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公司理论、创新理论及发展理论等。西方经济学还包括了不同学派，有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等。
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於萨繆尔森(PaulA.Samulson)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中国最早比较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胡代光和厉以宁，自然脱颖而出。基於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亦强化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四、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论。在年代，以杜润生、薛暮桥、马洪、蒋一苇等为代表，对中国改革实践予以思想总结，形成丰富的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论，包括中国农村联產承包责任制理论、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企业本位论，构成了年代改革的主流思想。
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需要符合意识形态的教条。年，曾有过一个关於「僱工算不算剥削」问题的争论，长达三个月之久。结果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剩餘价值率和剩餘价值量〉一章的「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为根据，以僱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做了定论。然而，意识形态和经典理论的支撑变得愈来愈脆弱和无力，改革已经远远走在有可能產生这种解释和说明的意识形态之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过程自然是实用主义化、思想和理论简单化。
回过头看，在至年代的中国改革，最终还是为邓小平四句话所主导：其一，摸着石头过河；其二，改革也是革命；其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四，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四句话中，邓小平本人就「改革也是革命」做了阐述。改革和革命的差别在哪里?改革不是把现存制度彻底破坏，归零之后的社会变革，没有清场，也没有结清。但是，改革最终要达到的解放和发展生產力效果，在社会经济、*治、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產生的根本性改变，绝不亚於革命。
事实上，中国改革并没有被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资源所控制或左右。任何对中国改革试图做出的理论性概括，都难以被普遍接受，这源於中国改革思想资源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歷史包袱以及改革实践的迅速拓展。
伴随陈云和邓小平进入晚年和去世，自年代至年前后，吴敬琏等所代表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是，「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囿於学术训练和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国情认知的局限性，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对中国改革的道路造成误导。
恰恰在这个歷史时期，「权贵资本主义」获得了「野蛮生长」的歷史机遇。
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歷史中，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行为经济学派，都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特别不可低估凯恩斯主义(Kynsianism)，尤其是其「有效需求」(EffctivDmand)理论和与之联繫的经济*策如影相随般的影响。近年来，关於建立中国国情和歷史的「中国学派」主张，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改革已超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
市场经济的歷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类经济歷史是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歷史。早在年代，中国……改革决策者已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年，又将改革的核心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在理论界有过争论、辩论和讨论。
最终统一到邓小平的结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誌。计划经济不利於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於是否存在剥削。
因而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等具有公有制成份的经济，需要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满足了两个基本力量：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范式的力量，一个是主张在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力量。
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十分曲折。年后，中国市场经济被彻底连根拔掉，只残留着某些市场元素。关键是，在三四十年后重建市场经济时，市场经济本身已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在年代达到巔峰之后很快进入衰落拐点。虽然里根主义(RaganDoctrin)和撒切尔主义(Thatchrism)推动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復兴运动，市场经济颇有「王者归来」的风范，福山提出「歷史的终结」正是基於这样的歷史背景，但是，年代末期的股市危机、年代后期的科技股泡沫、发源於华尔街的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地区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显露无疑。
第二，西方各国市场经济都发生转型，从北美、欧洲共同体到日本，国家和*府对经济的干预普遍强化，特别是国家通过央行的货币*策，对经济產生巨大影响。在经济现实中，经典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史和斯密的著作中找到。
第三，「治理」概念的普及化，愈来愈多的国家调整*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係，经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復存在。
第四，中国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啟动改革不久就陷入到*府与市场的「量子纠缠」。
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已经不再具备市场自主发育的歷史条件，不可能走上经典的市场经济之路，建立「完全竞争」市场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想像。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府和市场作用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漫长歷史阶段。
中国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非黑即白的分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没有*府干预的市场和没有被市场影响的*府，都是不可想像的。当宏观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期望釐清到底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所致，还是*府干预市场失误所致，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中国改革超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也难以摆脱同时存在*府作用过大和市场失控的「两难」境地：任由市场经济自我运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失控；但是倘若*府干预市场的权力过大，导致行*性腐败，寻租制度化，势必抑制市场经济发育。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府和市场的「负面结合」。
进一步说，由於中国的歷史和文化传统，*府被视为官僚层级的代名词，即使在远没有计划经济的农耕时代，依然存在*府强势干预市场的现象。西方国家对於中国改革以来*府与市场关係的演变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多次发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
在这里，很值得提及匈牙利哲学家、*治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Polanyi)的「自我调节市场」(slf-rgulatingmarkt)理论：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建基於「自我调节市场」，而「自我调节市场」不过是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
遗憾的是，人们将这个「自我调节市场」乌托邦化，误以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但是歷史经验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既为十九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二十世纪终於摧毁了整个西方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例如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原以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否，其实那早已是「刻舟求剑」的「误导」。
如今中国到了告别和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歷史阶段，怎样规范市场行为、怎样限制*府权力，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长期课题。
四、改革中参与主体的演变及其后果
任何重大的歷史运动，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在其过程中的主体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异化。例如，中国歷史上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主体是农民，后来知识份子和地主成为主体。在这次中国改革过程中，参与主体的演变是相当明显的：
一、农民。在年代末期和年代，农民首先成为改革主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创造的「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撕裂了原本不可动摇的人民公社制度，实现农村改革成功，奠定了中国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
其间，农民不仅是改革的主体，而且是改革的受益主体。但是，这个主体的命运很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中最有生命力的群体先后离开农村，转变为受僱於基础设施建设和製造业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打工」群体。更有甚者，农民工转变为没有基本权利的利益受损者。
二、工人。年代的城市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工人是热情拥护的，是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到了年代，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关停併转」，企业破產，以及在民营化浪潮下，相当部分的工人下岗，自谋出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年的下岗工人逐渐丧失了再就业能力，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依存者。
三、个体户。年代初期，上百万下乡知识青年在一两年间返回各个大城市。国家与*府完全没能力解决知青返城的就业问题，*府不得不接受知青多种方式的自主就业，实现个体经济合法化，构成生机勃勃的私营经济。但是，绝大多数的个体户没有得到成长和发育的机会，自生自灭。
四、民营企业家。自年代至年北京奥运前后是民营企业家的*金时代。广东和浙江曾经是民营企业家的集中地区，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影响群体。……
五、外资企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他们来去匆匆，参与过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也经歷过被捧为「座上宾」的超国民待遇到光环不再的转变。中国改革主体早已经悄然转变，不论是劳动群体，蓝领还是白领，*府还是企业僱员。
在年代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如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还有「傻子瓜子」公司创办人年广久所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早已经从歷史舞台消失。中国进入以拥有庞大财富的企业家为核心的精英阶层成为了改革主体的时代。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任正非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代表。
在这样的歷史过程中，改革的受益群体也发生转变，大众不再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是在改革中成为利益受损者，构成了「打工」族群。
社会的主体转变为中国新资本的代表人物，从房地產到IT產业，构成「老闆」族群，进而形成一个基於土地、资本、智力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
换一种描述，传统的革命是以既定的阶级和阶层作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对象并非是在革命过程中製造出来的。……纠正这样的歷史现象，将是重大和长时间的社会工程。
除了上述作为自然人或社会人的参与者之外，还有非人格化的参与者：第一，*府部门。*府部门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支配下，其部门和官员呈现持续膨胀；第二，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第三，各类基金、机构投资者，例如社保基金。
在四十年的改革中，从自然人和社会人作为绝对主体逐渐转变为非人格机构成为主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是改革的產物，又会对改革產生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五、改革的「所有制迷失」
在经济学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治经济学中，「所有制」或者「所有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并形成了一种先入之见的思维定势：视「所有制」或者「所有权」为决定生產关係总体、社会经济基础、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前提。
现代经济学则用「產权」概念表达近似「所有制」的部分内涵，「產权」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RonaldH.Coas)备受不少中国经济学人推崇。在中国改革语境下，广义的「产权」与「所有制」或者「所有权」是重合的，所以「产权」概念其实是指「所有制」或者「所有权」。
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改革之前的公有制主要组成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后者集中体现为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动公有制。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改变农村集体经济开始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公有制，和改革不得不触动公有制是天然的矛盾。
在和年代，「所有制」改革与变动是人们